近期，日本的军事化和政治右倾步伐明显加快。欧洲虽远隔万里，却不能不警惕。
一方面，日本加紧列装远程导弹，战略威慑范围大幅延伸，同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改革自卫队编制，升级太空、网络、无人作战等新型作战力量；另一方面，日本频繁参与美菲等多国联合军演，强化海外军事联动，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开绿灯”。而在政治上，东京继干涉中国台湾问题后，首相高市早苗接连两天向靖国神社分别供奉祭品和“玉串料”（祭祀费），100多名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这既是对侵略历史的否认，对和平主义的背弃，对战后秩序的挑衅，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再次露出獠牙的见证。从中韩等亚洲国家，到海外华侨华人，无不义愤填膺、深感忧虑。
事实上，以上只是日本政治加速右转的缩影。近年来，日本右翼政客不仅常态化参拜供奉着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在突破军事“专守防卫”、酝酿修改宪法上也动作频频。否认南京大屠杀、修改历史教科书，质疑、否定或架空“村山谈话”“河野谈话”，兜售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等叙事……这类淡化或逃避历史罪责，否认历史或美化侵略等言行，更是举不胜数。
中国对日本政治加速右转很敏感，并非是记仇，而是这种苗头必须警惕。正如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几年前所言，现在日本与二战前相似，应警惕战争重演。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之一，军国主义近乎给中国带去亡国灭种之灾，中国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战后的东京大审判、日本和平宪法，就是要清算战争贩子以儆效尤，也把军国主义关进笼子。这是当时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共识。
军国主义出现复活苗头，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试图摆脱战后体制约束。这是对东京大审判的否定，对和平稳定的威胁，对中国民族情感的伤害。
对海外华侨华人来说，日本军国主义也并非抽象的历史符号。它是祖辈们颠沛流离的血泪梦魇，是很多家族相册里亲人的黑白照片，是大屠杀幸存者后代心中的惨痛回忆。军国主义苗头重现，直接戳中海外中华儿女的情感痛点。
对于日本右翼近年来为军国主义招魂，欧洲国家整体态度相对克制。事实上，欧洲历史上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威胁英法等国正常的商贸经济活动，还通过军事手段侵犯它们的核心利益。日本与德意组成的法西斯轴心国集团，曾让欧洲腥风血雨、生灵涂炭。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长达四年，至今仍是很多国民记忆中无法磨灭的伤痕。
二战后，德国通过出台法律、政治示范、教育普及等安排，构建了全方位的历史反思体系。欧洲各国也对纳粹主义秉持零容忍。任何为纳粹招魂的言行，都会引发政治地震。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出现复活苗头，欧洲国家为何能够淡定?这是历史的遗留，也有现实的盘算。
历史上，“欧洲主战场论”等错误历史观，降低了日本军国主义在欧洲社会的存在感、危害性，甚至误导了很多民众的认知。冷战后，西方国家出于遏制红色中国的考量，再次淡化或隐藏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现实中，欧洲国家与日本之间“串门”越发频繁。除了欧洲国家领导人接连访日谈合作，邀请日本首相出席北约峰会，30国驻北约大使近日也造访日本谈防务合作。
这其中有经贸、科技等生意上的考量，但也有不少战略成分。北约考虑的可能是借日本转向亚太、制衡中国，日本则希望借北约这个国际“外援”，为身上的“枷锁”松绑。既然是互有所需，面对日本政治右转，一些欧洲国家难免会睁只眼闭只眼。
克制也好，默许也罢，归根结底都是一种绥靖主义。这个词欧洲人并不陌生。经历了一战后的欧洲国家，不愿要战争、不想要冲突，希望独善其身，但恰恰这种想法催生绥靖主义，为二战埋下祸种。
二战期间，欧洲国家对德意法西斯一再纵容，最后也成为绥靖政策牺牲品。在亚洲，英国等国对日本的再三妥协，助长日本侵略野心极度膨胀。今天，诸如《绥靖时代》等欧洲大量著述和研究，也在不断提醒欧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沉痛代价。
日本政治生态加速右倾，也是军国主义思想在民间根深蒂固的写照。试想，如果日本对历史反省足够深刻，对和平宪法足够敬畏，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右翼政客何敢越过雷池。对日本军国主义苗头的提防，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伊索寓言《农夫与蛇》的故事言犹在耳，二战的惨痛记忆并未远去。欧洲当然可与日本开展正常交往，但绝不能模糊底线，更不能向社会和公众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当日本企图复活军国主义，它跟昔日的德国纳粹便没有什么区别。
西方谚语说，“一针及时省九针”（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防患于未然，当为上策。欧洲应像警惕纳粹德国那样警惕当下的日本，与中国等国家联合起来，阻击日本军国主义幽灵复活，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反思罪行。如果还是打小算盘，或迟疑不决，日本如脱缰野马的那一天，欧洲恐怕也难独善其身。
俗话说，“一叶知秋”。高市早苗献祭、议员拜鬼所呈现出的政治“寒意”不能不让人凛然，何况目前高市早苗所代表的自民党在日本国会一家独大，修改和平宪法的条件基本具备，重新全面军事化的可能性达到战后历史新高，这是全世界都要警惕的具有指标意义的风险。
（编辑：冀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