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到一个月的总理

10月6日，法国新任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努（Sébastien Lecornu）在上任不到一个月、刚宣布内阁名单数小时后，突然递交辞呈。法国人再次目睹了一幕“新总理上台—仓促组阁—旋即下台”的政治闹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马克龙总统任内，换总理的速度几乎可以用“旋转门”来形容。自2022年连任以来，已经更换了五位总理，其中两位甚至未能撑过一年。

这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堪称罕见。勒科尔努的任期只有短短27天，成为最短命的总理之一，刷新了法国政治的尴尬纪录。新闻媒体用“丑闻”“崩溃”“自毁信誉”等词来形容，金融市场立刻做出反应，欧元下跌，法国国债收益率上升，投资者忧虑法国政府已丧失稳定治理的能力。

这场总理“又又又辞职”的闹剧背后，当然不只是个人的无能或运气不好，而是法国政治结构性的病症。

二、议会失衡与制度困境

法国是一个半总统制国家。总统与总理共享行政权力，但在实践中，总统必须依赖议会多数来支撑总理与政府运作。马克龙在2017年初登场时，曾借“共和国前进党”的横空出世，一举击碎传统的左右两大党格局，赢得总统宝座与议会多数。他被誉为“中间派救世主”，似乎能突破旧政治的僵局。

然而，到了2022年大选，马克龙虽然连任总统，但议会选举却未能赢得绝对多数，形成“三分天下”：极右的国民联盟（勒庞）、极左的“不屈的法兰西”（梅朗雄）、以及中间派执政联盟。结果是：政府在议会孤立无援，任何法案都可能被阻击。

于是，总理成为“消耗品”。谁来都要面对无法通过预算案、内阁人选饱受非议、反对党随时发起不信任案的局面。勒科尔努本是年轻有为的国防部长，被视为马克龙的“嫡系干将”。但即便他竭力组阁，依然无法化解议会的敌意。尤其是他放弃动用宪法第49.3条特权，选择寻求议会妥协，结果在短短数周内就陷入孤立无援，只能以辞职告终。

这不是某个政治人物的失败，而是制度性僵局的必然产物。

三、总统制的虚弱化与“责任漂移”

第五共和国的制度设计，本意是通过强大的总统制来避免第四共和国时期的频繁倒阁。当年戴高乐将军力主修改宪法，把总统从礼仪性的“国家元首”变成拥有实权的“共和国领袖”，同时保留议会制的一些机制，用以保持平衡。

然而今天的局面恰恰证明，即便在“强总统”的体制下，如果议会格局极度分裂，总统也无法有效施政。马克龙的处境就像被架空的“空头领袖”：他仍是国家元首，却必须频繁更换总理，把“治理责任”转嫁给总理，而总理一旦失败，就再换一个。结果出现了责任漂移（responsibility drift）：总统躲在背后，总理成为替罪羊。

这种“旋转门总理”现象，削弱了法国政治的连续性，也让民众对整个体制失去信任。普通法国人看着一位位总理上台、下台，不禁要问：这帮人到底还会不会治理国家？

四、法国的“中道陷阱”

如果说勒庞代表极右，梅朗雄代表极左，那么马克龙原本代表的是中道。理论上，中道主义应能团结更多人，既避免极化，又保持稳定。但法国的现实却是：中道主义被夹在两头，既无法吸纳极左极右的支持，又难以在议会形成稳定多数。

这正是法国的“中道陷阱”：

•极右与极左在议会合力时，可以轻松阻击任何政府法案；

•中间派虽然掌握总统职位，却没有议会多数，导致政令不出爱丽舍宫。

于是，中道成了“最孤立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看，勒科尔努的辞职并非偶然，而是法国中道政治困境的一个注脚。

五、对外部世界的冲击

法国政局动荡，不只是国内问题，还对整个欧洲与世界产生冲击。

首先是欧元区的稳定。法国是欧元区的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德国。如果法国政府频繁更换，财政预算无法通过，将直接影响欧盟整体经济的信心。欧元已经因为法国政治不稳而下跌，资本市场对欧盟治理能力心生疑虑。

其次是欧洲防务与对外政策。勒科尔努此前是国防部长，在任期间积极推动法国在北约中的作用，尤其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他辞职意味着法国防务政策可能再次陷入摇摆。外界担心：在美国处于特朗普乱政期间、欧洲需要战略自主之际，法国的声音却越来越混乱。

再次是大国竞争中的法国位置。马克龙一直试图让法国在中美博弈中保持“独立声音”，甚至倡导“欧洲第三极”。但一个政府连自己的总理都难以稳定，谈何大国战略？

六、历史的回声

纵观法国历史，不难发现某种循环。

•第三共和国时期（1870–1940），内阁平均寿命不到一年，法国政治被讥为“议会政体的灾难”。

•第四共和国时期（1946–1958），政府更迭频繁，阿尔及利亚战争暴露了政体的瘫痪。

•第五共和国（1958至今），原本是戴高乐设计的“强总统制”，避免频繁倒阁。但今天的局面却似乎在重演“第三、第四共和国的乱象”。

这说明：制度设计并非一劳永逸。半个多世纪前的第五共和国模式，如今已难以应对党派碎片化与社会极化的挑战。

七、法国病的深层根源

为什么法国政治如此脆弱？我认为有三个深层原因：

1.社会极化：法国社会阶层分化严重，黄马甲运动以来，中下层对精英阶层的不满日益强烈。极左、极右正是这种不满的政治出口。

2.体制惯性：第五共和国虽然强化了总统权力，但仍依赖议会支持。总统若没有议会多数，就会陷入“有名无实”的困境。

3.欧洲化的掣肘：法国许多政策必须与欧盟协调，财政、移民、贸易政策空间受限，进一步加深国内的政治撕裂。

这三重因素叠加，造就了今天的“频繁换总理”的尴尬局面。

八、可能的未来

勒科尔努的辞职，再次打开了几个可能性：

•总统再任命一位新总理，继续试图维持中道政府，但很可能仍难逃失败。

•提前大选，重新洗牌议会格局。但从民意趋势看，极右勒庞上台的可能性极高。

•制度改革，有人呼吁修改宪法，进一步强化总统权力，或干脆走向总统制。但这需要全民公投，前景不明。

无论哪种，法国都将面临一段长期的不确定期。

九、评论者的思考

法国今日的困局，再次说明一个道理：现代民主并非天然稳固，制度必须与社会结构相匹配。

•当社会极化到极点时，中道会沦为孤立；

•当制度设计无法应对碎片化时，总统再强也无济于事；

•当国家意志摇摆不定时，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必然微弱。

法国，曾是欧洲的引领者，曾是现代民主的实验场，如今却成了议会僵局与政府频繁倒台的代名词。这是一种历史的讽刺，也是一种现实的警醒。

十、结语

勒科尔努的辞职，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整个法国体制困境的缩影。

法国需要思考：如何在保持民主的前提下，重建有效的治理能力？如何避免制度性瘫痪？如何在极化与分裂中找到新的社会契约？

这是法国的问题，也是今天世界许多民主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美国、英国、意大利，无一不在不同程度上面临同样的挑战。

法国的“旋转门总理”现象，值得所有关心民主与治理的人深思。

十一、法国与“治理赤字”的世界性问题

其实，法国今日的困境并非孤立。它反映出一个更普遍的时代症候：现代民主国家的“治理赤字”。

•在美国，总统与国会长期对立，政府关门一再上演。

•在英国，脱欧公投后政局动荡，首相换人频繁。

•在意大利，政府平均寿命更短，常年处于联盟政治的胶着。

法国的问题，正是这些民主国家的缩影：议会碎片化、社会极化、利益集团化，导致制度陷入“能吵不能治”的困局。民主的合法性仍在，但治理的有效性却逐渐消解。

这对世界是一种警示。人们常以为专制的最大危险是权力失控，而民主的最大危险则是权力失能。法国今日的频繁倒阁，正是后者的表现：国家看似民主健全，却无法集中意志、形成决策。

对法国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哪位总理辞职，而是制度如何重新焕发治理能力。是继续在中道孤立无援，还是敢于推动体制改革？是被极左极右裹挟，还是能重建社会的共同认同？这需要政治家的勇气，更需要全社会的深度反思。

（本栏目文章为一家之言，不代表本报立场）

（编辑：法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