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8日，弗朗索瓦•白鲁领导的法国政府在一片喧嚣中轰然倒地，成为不到一年内第二位败走国民议会的前总理。这并非一次寻常的政治更迭，而是一场早已注定的制度性瘫痪的集中爆发。白鲁的倒台，表面源于其紧缩预算案未能获得多数信任，深层则根植于法国中产阶级日渐孱弱所引发的政治极化浪潮，而总统马克龙两年前那次“愚不可及”的政治豪赌，则亲手为这场“乱纪元”按下了加速键。
一、根基蚀空：中产阶级衰落与极端思潮的沃土
任何持久的政治稳定都离不开一个庞大、稳固且具有共识的中产阶级。他们作为社会的稳定器，通常是温和政策与中间政党的基本盘。然而，过去十余年间，全球化冲击、产业变革、新冠疫情及能源危机的接连打击，使得法国的中产阶级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实际购买力停滞、生活成本飙升、社会保障体系承压，使得一种深刻的“跌落焦虑”在整个阶层中蔓延。
这种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迅速转化为政治上的愤怒与失望。传统左右翼大党所倡导的温和、渐进路线，在选民看来已成为“无能”与“空谈”的代名词。他们不再相信现有体系能解决其困境，转而投向承诺彻底变革、甚至颠覆现有秩序的边缘力量。每一次选举，于是都成为了极左与极右派别的“饕餮盛宴”。
极左派高举“社会公正”与“反紧缩”大旗，抨击金融资本主义与全球化带来的不公，其主张对深感被剥夺的青年与低收入群体具有强大吸引力。极右翼则精准利用中产阶级的身份焦虑与经济恐惧，将问题简化为“移民抢走了工作和福利”、“欧盟剥夺了主权”，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富有煽动性的解答。
当前的乱局，其根本原因正是中产阶级日显孱弱。一个感到被抛弃、被忽视的中产阶级，成为了法兰西共和国政治根基上最深的裂痕。
二、两极天下：撕裂的政党格局与“国民联盟”的独大
政治生态的演变完美呼应了社会结构的变迁。法国的政党版图已从昔日的左右对峙，彻底演变为“中间-极左-极右”的三体博弈。而在这三方中，力量对比却并不均衡。
一方面，极左派与左派混合成意见不一的“新人民阵线”（NFP）。该联盟内部从激进左翼的“不屈的法兰西”到传统中左翼的社会党，在经济政策、欧洲议题乃至外交主张上都存在深刻分歧。他们的联合更多是基于选举战术的“策略婚姻”，旨在阻止极右翼上台，而非拥有共同执政纲领的有机联盟。这种内在的脆弱性，使其难以形成一个稳定、可靠的执政力量。
另一方面，极右翼“国民联盟”（RN）则在勒庞父女两代的长期经营下异常团结一致。玛丽娜•勒庞成功地实施了“去妖魔化”战略，软化了该党的极端形象，同时牢牢坚守其核心议题：反移民、强调国民优先、疑欧主义。她将一个曾经的边缘小党，锤炼成了一个纪律严明、目标统一、拥有成熟地方网络和清晰叙事能力的“准执政党”。其高达三分之一民意支持率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一个庞大选民群体稳定而坚定的政治选择。
这种不对称的极化，使得中间派政府的生存法则变成了“靠左右两个极端的不一致而苟活”。左右两个极端，要组建一个多数联盟难如登天，但若要推翻一个中间派政府，他们却能轻易找到共识——“一起反对一种政策比一起支持一种政策的确容易得多”。白鲁的预算案正是最佳例证：极左反对其紧缩措施，极右反对其亲欧倾向与增税方案，二者虽动机迥异，却合力将其送入坟墓。
三、豪赌之殇：马克龙的失误与“悬峙议会”的绝境
2024年夏天，马克龙在欧洲议会选举失利后，做出了解散国民议会这一注定被载入史册的误判。他原本指望通过“背水一战”，让选民在极右翼威胁的恐惧中重新集结于中间派旗下，从而净化议会，强化自身多数。
然而，这是一场脱离现实的“政治幻想”。他低估了选民求变的决心，也高估了中间派的号召力。结果，选举非但没有带来澄清，反而彻底固化了议会的分裂格局，产生了一个没有多数派的“悬峙议会”。笔者当时撰文将其称为刘慈欣式的“三体世界乱纪元”，一语成谶。在这个“乱纪元”里，传统的执政逻辑失效，政府失去了稳定执政的物理基础。
马克龙的这一决策，堪称其政治生涯的“滑铁卢”。他亲手葬送了中间派勉强的多数，将国家推入了一个持续的政治真空。自此以后，任何总理都只能在刀尖上跳舞，其寿命不取决于其政绩，而取决于反对派何时能找到共同理由发起致命一击。白鲁政府不足十月的寿命，已然是这种畸形格局下“长寿”的例外。
四、前途渺茫：狭缝求生与制度性危机的未来
白鲁倒台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前景一片晦暗。
首先，中间派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被挤压。狭缝生存的机会都会进一步缩小。即便马克龙再次任命一位新总理（这将是其任期内的第七位），新政府也将是极度脆弱的。它可能是一个技术官僚政府，仅能处理日常政务，无法推动任何重大改革；也可能是一个依靠临时妥协通过的“案牍政府”，每一项法案都是一次生死投票。还要弄出一个中间派政府，那显然会更加地困难。如果居然成了，非常可能是更加地不稳定。
其次，马克龙的选择极少。辞职是不可能的，这符合第五共和国的宪法精神及其个人性格。对他而言，更具操作性的选项或许是再次解散议会。然而，中间派从中获益的可能性实在甚微。在民意持续右倾、极端思潮更盛的今天，再次选举极有可能进一步削弱中间派，甚至让极右翼更接近权力宝座，导致政治危机深化。
最终，法国的困境是一个西方民主制度在21世纪面临挑战的缩影：当经济增长放缓、社会流动性停滞、传统共识破裂时，制度是否还能产生有效治理？法国的“乱纪元”恐非短期现象，而可能成为一种长期的新政治常态——一个决策缓慢、内耗严重、难以应对国内外严峻挑战的法国。
五、历史回响：第四共和国幽灵与第五共和国的制度疲劳
当前的政治僵局令人不禁回想起法兰西第四共和国（1946-1958）那段动荡岁月。作为历史学的观察者，我们清晰地看到：历史并非简单重复，但却经常呈现惊人的韵律性。第五共和国宪法由戴高乐设计，初衷正是为了避免第四共和国那种政党林立、政府频繁更迭的弊端。通过加强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倒阁能力，这一制度确实带来了数十年的相对稳定。然而，今天的中产阶级衰落与政治极化，却正在使第五共和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制度性考验。
第四共和国在12年间更换了22届政府，平均寿命仅半年有余。其倒台直接源于阿尔及利亚危机带来的政治分裂——与今日的财政和认同危机何其相似。戴高乐建立的第五共和国通过赋予总统解散议会、举行全民公投等权力，有效遏制了议会过度fragmentation的问题。但如今，马克龙面临的却是一个宪法工具难以解决的困境：总统仍然有权，但他的民意授权已被悬峙议会架空。这表明，当社会分裂达到一定程度时，任何精巧的制度设计都可能陷入疲态。
与第四共和国时期相比，当前危机有一个关键差异：当年的分裂主要发生在传统左右阵营之间，而今天则是中间派与两个极端阵营之间的对抗。第四共和国的政党fragmentation是水平方向的，而今天则是垂直方向的极化分裂。这种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念对立，使得组建执政联盟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困难。
制度疲劳的本质，是社会分裂已经接近了制度所能容纳的极限。但困境至今，似乎还没有积累出类似戴高乐当年的鼎革动力。梅朗雄鼓吹的“第六共和国”其实还远不可期。
结语
白鲁的倒台，不是一场戏剧的落幕，而是另一幕更长篇、更沉闷剧目的开始。它标志着一个由中产阶级衰弱奠基、由政治极化构筑、由领袖误判引爆的深层危机正在全面显现。
在可预见的未来，法兰西将不得不在其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内，学习如何在一个没有稳定多数的“三体世界”中艰难前行。这条狭缝之路不仅关乎法国的国运，也必将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其在全球的地位投下漫长而Uncertain的阴影。
（本栏目文章为一家之言，不代表本报立场）
（编辑：法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