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中国人民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胜利。这段历史在中国的国家记忆中已经反复纪念、深入人心。然而，每一次纪念往往陷入两种惯常路径：宏大叙事的英雄赞歌或民族苦难的深情缅怀。两者都重要，但在它们之间仍有一片少人踏足的思想空地——一种既不止于颂歌，也不满足于悲情的视角。

在这个八十周年的时间节点，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不仅回望那段血火岁月，更探究它在全球历史、社会转型与当代战略中的延续性影响。尤其是从中国古代“王道”与“霸道”的思想传统出发，反思抗战胜利带来的现实启示：在今天的国际格局中，如何平衡武力与德行，如何在威慑与软实力之间找到最稳妥的立足点。

中国战场不仅是民族生死之战，更是二战格局中的关键支点。当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时，欧洲尚未爆发全面战争，太平洋也未燃起战火。正是中国的长期抗战，迫使日本陷入多线压力，使其在进攻南洋与太平洋岛链时不得不分兵，延缓了战争节奏。这种牵制作用，为美英争取了时间，也让盟军战略从被动转为逐步主动。此时的中国，虽然物质贫乏、装备落后，但在战略意义上发挥了不成比例的重要作用——它不仅守住了本土，还为全球反法西斯战线维持了东方支撑点。如果这一支点在1938年或1939年即告崩溃，太平洋战局很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走向，美军在珍珠港事件前后所面临的压力将成倍增加，甚至会改变战争的时间表。

中国自古有“王道”与“霸道”之说。王道重德，以仁义服人；霸道恃力，以威慑制人。春秋时的齐桓公、晋文公，以霸业称雄；汉文景之治、唐太宗贞观之治，则以德化赢得邻国归附。前者善用权谋、结盟制衡，短期内可迅速扩展势力；后者注重教化与制度建设，能够在较长时期维持稳定。这两种方式从不是彼此绝缘，而是在不同环境中相辅相成。抗战的胜利，固然离不开战场上的武力抗争，但同样依赖于道义感召——中国在战时坚持“不割地、不赔款”，在国际上赢得了“东方堡垒”的声誉。这种道义，不仅吸引了盟军的支援，也为战后中国争取到五大国之一的席位奠定基础。回顾更长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明初永乐皇帝在北方威慑蒙古的同时，通过册封、贸易与文化交流稳固边疆；清初康熙帝既三征噶尔丹，亦笼络蒙古诸部，使武力与安抚并行。这种“武在外、德在内”的策略，是古代中国在多民族格局中维持长期稳定的重要智慧，对今天的国际关系同样适用。

现实的国际政治中，这种平衡极为微妙。软弱会招致试探，过度扩张又常自吞苦果。若缺乏令潜在对手望而却步的防卫力量，便可能陷于被动；但若将国力过度投入军备，既会透支经济，也会引发不信任，甚至激化冲突。威慑是必要的底线，但不能替代“德”的长线——刀剑可以立威，德行才能持久。美国的经验颇具警示意义。冷战后，美国依然拥有压倒性硬实力，但软实力却在消退。特朗普时期的“AmericaFirst”削弱了盟友信任，使美国在多边事务中失去道义高度。当信任与认同流失，再强的硬实力也难以发挥最大效力。这一教训对所有大国都适用：失去德的霸道，会加速孤立；失去力的王道，则难以自保。冷战时期的苏联在这方面也留下深刻教训——在军事与意识形态扩张中忽视了经济活力与制度吸引力，结果在硬实力未完全丧失时，已在软实力的枯竭中土崩瓦解。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如何在“一带一路”等倡议中既维持必要的安全保障，又确保伙伴国真心认同，是王道与霸道结合能力的现实考题。

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在记忆政治上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德国通过制度化的反思和教育，逐渐重获欧洲的接纳与信任；日本的反思则断续且有限，国内存在为侵略辩护的思潮，令邻国长期存疑。这种差异，不仅塑造了各自的外交环境，也影响了地区安全格局。在文化语境上，《辛德勒的名单》在全球范围获得认同，没有人质疑它“散布恐惧和仇恨”。而《南京照相馆》则居然在国内舆论场都还有争议。这种记忆不对称的背后，是反思态度与传播方式的不同。欧洲的反思成为共识的一部分，而东亚的记忆叙事，常与民族情绪、地缘利益、冷战遗产交织。这提醒我们，在坚持历史真相的同时，需要更加主动地在国际舆论场发声，借助多语种、多媒介、多渠道的文化与学术交流，让历史记忆在更广范围内形成共识，而不是仅在本国民众的情感共振中循环。当代国际关系中，东盟的平衡外交提供了一个现实参照——它既在安全上保持与大国的军事合作，又在经济与文化上尽力维护多边互利，这种灵活的中间路线，使其在大国竞争中避免成为牺牲品。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在坚守核心利益的同时，让周边国家感受到合作的可持续性与安全感，是软实力建设的一个关键考验。

9·3纪念不仅是历史仪式，也是外交舞台上的象征性动作。将不同国家置于同一纪念场域，既是历史叙事的交汇，也是现实关系的投射。对两岸而言，共同的抗战记忆提供了一个短暂而真实的“共同场域”，虽不足以解决根本分歧，却有助于为对话营造气氛。俄乌战争的惨痛现实说明，热战的代价在今天依然巨大。大国竞争应尽量限定在可承受的文明范围内——贸易、科技、文化、制度的较量，而非火与血的对撞。任何国家若试图通过军事冒险换取短期优势，最终都可能为此付出长期代价。对中国来说，这不仅是台湾问题上的警示，也适用于南海、东北亚等潜在冲突热点。如果王道与霸道不能灵活切换、合理结合，就可能陷入被动——要么失去威慑力，要么失去国际信任，最终两头皆空。

在台湾问题上，这意味着坚持“尽力用文斗、保留武斗的最低限度”原则。和平统一的希望依赖于经济利益的深度交织、社会情感的逐步累积，而非单纯依靠军事压力。必要的防卫能力必须存在，以防外部干预和突发风险，但政治、经济与文化手段才是长期主线。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南海、东北亚等其他敏感地区。在这些地缘热点上，保持威慑是防范危机的底线，而持续展现合作意愿和建设性方案，则是争取国际支持的长线。

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不应只是情感的宣泄或仪式的重复，而应成为一次战略的自我提醒与文明的自我审视。德国的深刻反思使其重获信任；日本的反思不足则留下长期裂痕。历史教训昭示我们：以德服人，胜于以力征服天下；以史为镜，胜于以情绪主导未来。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在节奏与主题上押韵。今天的中国当以对历史的清醒理解和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去塑造一个既有耐心又有智慧的对外策略——既守住威慑的底线，也延展德行的长线，让纪念成为通向持久和平与稳定的起点，而不是新的冲突导火索。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代人都要面对属于自己的大考，有的来自外部压力，有的源于内部调整。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既是一次回望，也是一次前瞻——它提醒我们，力量的积累需要时间，信誉的建立更需岁月沉淀；一时的胜利并不等于持久的安全，真正的安全来自兼顾防御与互信的战略耐力。今日的中国若能将王道与霸道的精华兼容并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棋局中稳住节奏，就有机会在未来的纪念日里，让后人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回顾我们的时代。（文/刘学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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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夏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