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舞台上，创造故事最多的人物，非美国总统特朗普莫属。如果说他每日必出一戏可能夸大，说他每周必出两三戏，则真是实事求是。之所以选这一戏，是因为特朗普和万斯近期对此有立场鲜明的表态。国家和人一样，所有的行为都要受三观支配。政府的政策，其实就是这个政府奉行的的意识形态在现实世界中的显现。

这个说法当然是有点唯心。因为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建立在各种复杂的外部尤其是物质环境的基础之上。仅仅靠愿望、理想，往往是行不通的。通俗地说，就是屁股会决定脑袋。历史唯物论的说法，就是存在会决定意识。

就在本月中旬，特朗普访问中东三国，其所作所为全部略去。这里只提，关于意识形态，他说了很重要的几句话：“我们不是来讲课的——不是来告诉别人如何生活、该做什么、该成为什么人或如何崇拜。”

这句话的内涵，与西方人主流的意识形态数十年来一直坚持的必须普世的诸般价值，似有出入。因为这些价值观，已经写入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宪章，成为西方人“告诉别人如何生活、该做什么......”的依据。而且西方人不仅是在“告诉别人”，在他们认为必要时，他们会用金钱甚至枪炮去推行这些理念。这种身体力行，尤其在大中东地区施行得最多。本世纪以来，美西方在这里武力介入了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至少四个国家。茉莉花革命则涉及了包括突尼斯和埃及等至少六个国家。结果呢？特朗普的结论是：“到头来，所谓的国家构建者毁掉的国家远比他们建设的多，而那些干预主义者干涉的是他们根本不了解的复杂社会。”他最后敦促中东地区人民“以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同样的方向，美国副总统万斯则是一再发言，更系统地阐述类似的已经明确超出了意识形态范围的总体路线的思考。就在几天前的5月24号，他在美国海军官校毕业典礼上坦言，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全球主导地位已经结束，并警告中国、俄罗斯等对手正全方位挑战美国实力。

万斯强调，当前美国正面对“极为严峻的挑战”，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对手正试图在各个领域击败美国，从无线频谱、低地轨道、供应链到通讯基础设施都面临严重威胁。他回顾冷战后美国一度主宰全球空域、海洋、太空与网路空间的黄金时代，但如今这种“无人能敌的优势”已不復存在。

“冷战后，我们曾自以为是世界无可匹敌的超级强权，”万斯表示，“结果是，我们停止生产汽车、电脑、甚至武器与军舰，把硬实力换成了软实力。”“我们的领袖选择在中东打造民主，而不是专注于中国等对手的崛起，结果证明那不仅几乎不可能实现，还付出极高代价。”

这个方向，特朗普政府最大的行动就是通过冻结美国国际开发署，断掉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之声，和大量海外独立记者和媒体组织的经费。给出的理由是，这些媒体（人）存在“自由派偏见”，“过时且不必要”等。很多人指责这些宣传组织参与“颜色革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他还扣减了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个大名鼎鼎的支持各地颜色革命的金主机构的经费来源。舆论认为，这一举措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标志着美国政府不再将全球民主推广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

对该组织进行激烈批评的权威人士，大概非马斯克莫属。2025年2月，他在其刚买下的社交平台X上发布多条帖子，称其为“骗局”，“充满腐败”，是“邪恶的组织，需要被解散”。

同样在这个方向，最新的故事是，特朗普以哈佛大学不配合政府对反犹学生的调查而直接宣布取消该校招收任何外国学生的权利。已经在校的学生，或者转学，或者就会面临吊销签证的前景。

笔者感觉，除了反巴勒斯坦，特朗普对哈佛等一大批高校进行制裁的中心点是遏止在教育界蔓延已久的DEI（Diversity，Equity，Inclusion）（多元、平等、包容）。什么事都有个度。前些年力行DEI，的确已经过分（比如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但现在特朗普反其道而行之，似也过于简单粗暴。

哈佛是美国第一所，而且也在全世界堪称首屈一指的名校。其势力之大，本人觉得，特朗普的斤两，恐怕还不足以将其扳倒。各位且看事态发展。

笔者很长时间以来就感觉，西方对付国际事务的主流意识形态，比起对国内，有更加重大的漏洞。西式的制度，对国内，对欧洲，对工业化的富裕国家（政体），比如日韩台，可以是合适的，或至少利大于弊的。

其余的非西方世界，鉴于这套制度，还是有好些优点（比如法制、宪政、人权平等），实在也是不妨各国主动去择优学习、模仿。但最好不要运用金钱或软实力去强行推动颜色革命。那种没有社会基础的颜色革命，（比如在中东）失败的概率太大。在东欧，就成功太多。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值得认真分析。

至于用武力去推行，那失败的概率就更是大多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利比亚和叙利亚。尤其是如果不止于使其“改朝换代”，还要参与建设新的西式民主政权，那失败的概率就会高到无顶。这方面的最典型事例，就是阿富汗。至于伊拉克，说来话长，略去。

关于中东的局势，笔者二十多年来陆续写过很多文章，观点一如上述，从未变过，都是觉得，美西方的种种尤其是武力的干涉，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笔者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们会连续地犯下如此多的全局性的战略错误。而且对此又是这般地后知后觉。

笔者一直深表欣赏的两位美国政治学者是亨廷顿和米尔兹海默。

已于2008年过世的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概念，在1990年代准确地猜出2000年代会有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重大冲突。还有东亚的经济崛起会对西方造成根本性的压力。他苦心孤诣地研究，苦口婆心地讲解，西式的制度，成长于西方的社会和历史之中，绝不具有普适性。到处去强力推广，只能适得其反。只可惜，西方的主流政治学界，完全不接受这一套“异端邪说”。于是就有了2000年以后，美国在中东的各项“伟大”建树。

米尔兹海默则提出一套以实力为基础的进攻现实主义理论。这里都不暇概述。但他有一部专著，名叫《大幻觉》，于此值得一提。该书不厌其烦地举例详解：一直在西方政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是一种危险的幻觉。当其成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指导原则，尤其是美国试图向全球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时，它往往带来战争、混乱和失败。

比如，米尔斯海默在2014年就公开警告：“西方让乌克兰成为反俄桥头堡，将引发俄罗斯强烈反应。”只是无人听取。

他认为，国家之间的行为应该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即以国家利益、权力平衡和安全为核心目标。自由主义虽然在国内政治中可能有效，但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是理想化且危险的。

在美国的政治学界，他也是一个另类边缘人物。他的理论以前从未成为美国官方的指导思想。

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则好像要把这两人代表的理论路线奉为新的圭臬了。但具体做起来，又是那样地矫枉过正，甚至荒腔走板。

笔者痛觉，是不是存在，或能找到一条，挽救西方颓势的恰到好处的正道？如果这样的正道根本就找不到，那才是一件最痛苦的事。

（本栏目文章为一家之言，不代表本报立场）

（编辑：法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