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以血肉之躯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远征，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当红军将士翻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远在法国巴黎，一位年近花甲的中国共产党人正领导着一群同样有革命理想的人们，用文字向世界传递着红军长征的真相。这位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吴玉章，他领导出版的《救国时报》，成了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报道红军长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
本文是吴玉章孙女吴本立女士重访巴黎《救国时报》旧址后写下的寻根之作。她在祖父战斗过的地方，用脚步丈量、真切感受那段暗流涌动的历史，也听说了那些在暗处默默守护革命火种的普通人的故事——那些来自青田的排字工人，他们没有走过长征路，却用另一种方式“跟着走”，走到了今天。长征精神从来不止于万水千山之间，它同样存在于每一个在艰难处境中坚守信仰、传递火种的人身上。谨以此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所有在长征路上和长征路外默默前行的人。
2026年8月，我站在巴黎的街头，环顾四周，试图寻找一些九十年前的痕迹。
这条街，和巴黎的许多街道一样，安静、平常，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两旁的老建筑沉默地伫立着。但我知道，这里曾经回响着不一样的声音——那是异国街巷里匆匆的脚步，是门扉轻叩的暗号，是一份报纸从巴黎出发、飞越重洋抵达世界各地的回声。
那是一份叫作《救国时报》的报纸。我的爷爷吴玉章，就是这份报纸在巴黎的领导者。
1950年到1966年，我和爷爷在北京共同生活了十余年。那些年里，他几乎不谈自己的革命往事。我后来读了很多资料，才渐渐拼凑出爷爷在巴黎的点点滴滴。
1935年，爷爷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前往法国巴黎领导《救国报》的工作。那时，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急需一份能在海外发声的机关报，向全世界华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爷爷到巴黎的时候，《救国报》正因针砭时弊的报道被法国当局勒令停刊，形势十分严峻。
爷爷没有退缩。他经过多方斡旋，将《救国报》改名为《救国时报》，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当天重新出版发行。
在爷爷从莫斯科赴巴黎之前，为了扩大报纸的规模，他们决定在巴黎创办印刷所。1936年3月，在陈云同志的帮助下，通过上海商务印书馆购买的铜模运到了巴黎，印刷所得以建立。这样不仅避免了由莫斯科航运纸版常因气候关系致使报纸有脱期的危险，而且从此扩大了报纸印刷的规模，解决了国内外所需要的发行量。
我在脑中反复描摹过爷爷在巴黎的那些日子。他那时已经五十七岁了，在巴黎的街巷间穿行，用流利的法语和各方人士打交道。他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没有去塞纳河畔散步的闲情，也没有在咖啡馆消磨时光的雅兴——《救国时报》的办报条件，远比我想象的艰难。
首先是发行上的困难。报纸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注意，他们以种种借口“检查”、破坏，在政治上进行打压，报纸常常被扣留、没收。
更大的困难是钱。办报支出大，印刷、邮递费用颇巨，一度难以为继。1936年6月5日，《救国时报》发表社论《敬向海内外求援》，决定开展广泛的募捐活动，有一段时期内，收到读者自发汇来的捐款即达六千余法郎，其中有远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杨靖宇将军和将士们捐的，也有国内外其他同胞捐的。
我后来才知道，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原来还有一群原本在法国工作的浙江青田人——林德光、金映光、何志宏、黄里、金直夫，放弃了更高薪水的工作，为了革命理想，加入《救国时报》的印刷工作。
这群来自青田的年轻人，即使知道面临的重重困难和危险，仍然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救国时报》的印刷所。他们有的负责排字、有的负责发行，在爷爷的领导下边学边干，坚持办报。即使过去了90年，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依然深深打动着我。
也正是在巴黎那间印刷所里，一篇篇关于长征的文稿被排上了字盘。邓发同志在读到了陈云同志化名为廉臣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后，随即以“杨定华”为化名，写下《雪山草地行军记》与《从甘肃到山西》投给《救国时报》。
《救国时报》先后连载这两部作品，用43期的篇幅讲述中央红军翻越雪山、穿越草地，以及到达陕北后东征山西的经历。
我常常想，当爷爷看着那一行行关于雪山、草地、赤水河的记述时，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不是长征的亲历者。他走的是另一条路——从莫斯科到巴黎，从东京到上海。但他比谁都清楚，红军在长征路上经历的一切，必须被世界知道。
然而，有一个细节，我是在很晚之后才知道的——爷爷在巴黎，没有居留证。他当时属于“非法”居住。那时法、德等国都日益加紧了对华侨的监视与压制，时有通缉与逮捕。一个年近花甲的中国老人，在异国他乡，没有合法身份，随时可能被警察带走、被驱逐出境。他在巴黎的每一天，都是在暗处度过的。后来我才了解到，是一群来自浙江青田的排字工人在异国他乡为他提供了掩护。这些名字，我后来反复念过很多遍：林德光、金映光、何志宏、金直夫、黄里。
当年，这几个二十多岁的青田青年，在巴黎的街巷之间，用最朴素的方式，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屏障。爷爷没有居留证，不能公开露面，他们便替他出面；印刷所需要有人守着，他们便守在铅字和油墨的气味里，日复一日。爷爷是四川人，他们是浙江青田人。他们相隔千里，年龄相差近三十岁，却在巴黎的一间印刷所里，成了彼此最信赖的同志。
爷爷和工人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从1935年12月9日创刊到1938年2月10日停刊，《救国时报》一共发行了152期，最高发行量达2万份，传播到43个国家。对于一份在异国他乡秘密印刷、秘密发行的中文报纸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奇迹。
爷爷在巴黎的这段经历，只是他漫长革命生涯中的一页。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中领导四川保路运动；1913年被迫流亡法国，在巴黎法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从此立志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1925年，他四十六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近代革命的缩影。
我常常想，爷爷为什么能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来？他没有居留证，随时可能被逮捕、被驱逐；他年近花甲，身体并不好；他远离故土，身边没有亲人。但他没有动摇过。他说过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我是不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
我站在巴黎的街头，试图从眼前的街景中辨认出当年的痕迹。老建筑还在，石板路还在，但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已经远去了。爷爷走过的街道，如今游人如织；爷爷秘密工作的那间屋子，也许早已换了无数的主人。没有人会想到，八十多年前，几位中国人曾经在这里，用一台印刷机，向世界宣告一个民族不屈的意志。
2001年退休后，我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红色文化的传承工作中。我走进高校，走进中学，以“我的爷爷吴玉章”为主题举办讲座，讲述爷爷“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的一生。我担任了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红色文化传承发展专业委员会理事长，2023年获得了北京市教委关工委颁发的“最美五老”荣誉称号。
有人问我，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到处跑、到处讲？我想说，因为我在爷爷身上看到了精神的重量。他们那一代人，用青春和生命，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道路。而现在，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传承红色精神，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责任。每一次走进校园，每一次站在讲台上，每一次看到年轻学子眼中闪烁的光芒，我都觉得，爷爷的精神还在延续，还在生长。
我愿意跟随爷爷的脚步，也愿意记住那些和爷爷一起走过的人。把红色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不只是在讲台上讲述爷爷的故事，也是让那些沉默的、被遗忘的、在铅字和油墨之间坚守过的人，重新被看见。
（编辑：法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