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记者黄冠杰】欧洲华侨华人支援祖国的抗日救国运动曾经得到欧洲人民的大力支持，而欧洲华侨华人也支援了欧洲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他们不仅曾经南下西班牙，参加到全球国际主义仁人志士共同组建的反法西斯国际纵队中浴血奋战，而且在欧洲大陆沦陷之后，仍有一些欧洲华侨勇敢地加入到当地人民的斗争行列，冒着生命危险，继续从事反法西斯斗争。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侨华人研究专家李明欢编著的《欧洲华侨华人史》就搜集记录了欧洲华侨华人参加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实。
欧洲华侨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
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前奏。1936年2月，西班牙共和国进行国会选举，由共产党、社会党、全国总工会和资产阶级共和派联合组成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获胜，组成联合政府。7月，独裁者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的直接参与下，发动了反对共和政府的叛乱。法西斯集团的罪恶行径，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致谴责。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苏联、意大利、美国、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组成了“国际纵队”，于1936年10月正式赴西班牙参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留下了特殊的充满国际主义激情的辉煌篇章。而在这支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国际纵队中，就活跃着数十位中国战士的身影。因为巴黎是主要的招募中心，因此法国的华侨参加的最多。
10月15日，为深入战地总结西班牙人民阵线运动经验，同时也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刚刚在巴黎成立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了“赴西参观团”，正在法国的杨虎城将军也是该团成员之一。该代表团在西班牙两周，先后访问了瓦伦西亚（Valencia）、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西班牙人民阵线”组织。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政府致信西班牙人民，对西班牙人民在保卫首都马德里及在北方和南方前线上的胜利表示祝贺，并指出：“你们的胜利，将要直接帮助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蒂的斗争。你们所努力的事业，也就是我们所努力的事业。”
由于当时中国自身也面对日本法西斯的入侵，因此，远赴西班牙参与抗战的中国战士主要是当时已经旅居欧洲、北美的华侨华人。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加入到国际纵队下属的各个不同团队，有直接拿起武器战斗在枪林弹雨中的步兵、炮兵、坦克兵，有在后方参与军需补给的运输兵，也有担任战场救护的医护工作者。1938年，一位中国海员从上海经马赛辗转为西班牙前线的中国支队带去一面足有一人高的锦旗，旗上用中英文双语写着：“国际纵队中国支队：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落款是“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赠”。
曾经在国际纵队反坦克炮兵团担任政治委员的谢唯进是一位旅居欧洲近20年的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19年，谢唯进作为上海第五批赴法勤工俭学队伍中一名青年学生，漂洋过海到了法国。次年转道英国，入学约克哈罗格特学校。1923年春，谢唯进完成了在英国的高中学业，受德国高涨的工人运动吸引，离开英国前往德国，注册哥廷根大学。在那里，谢唯进与朱德等中国留学生一起成为该校中国左翼留学生读书会的积极分子。1925年，谢唯进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旅欧中国共产党，并参与筹备“国际反帝联盟”。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任，谢唯进在1930年至1932年期间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欧洲杂志《中国工农通讯》的特派员。1936年“中国人民阵线”在巴黎成立，谢唯进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谢唯进化名“林济时”，奔赴西班牙反法西斯前线。他在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强调：“我不是来西班牙作短期的逗留，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1937年6月，谢唯进得到国际纵队军人证，拿起枪杆，奔赴前线，投入与佛朗哥反革命武装及德意法西斯的殊死战斗。1939年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国际纵队被遣散，谢唯进与战友们被拘禁在法国地中海集中营，历尽磨难。但是，这一切并未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在集中营里，谢唯进编辑《中国抗战情报》，向战友们介绍中国的抗战进程。1940年3月，由于国际友好人士的援助，谢唯进获释走出了集中营。谢唯进获得自由后，辗转回到阔别21年的祖国，投身到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之中，由此结束了长达21年在欧洲的侨居生涯。
在留下有限记载的关于13位西班牙国际纵队的中国战士中，张瑞书、刘景田、杨春荣、李丰宁、阎家治、刘华封等人都是留居法国的原一战华工。其中，张瑞书、刘景田、杨春荣是法国雷诺汽车厂工人，李丰宁在里昂当电工，阎家治则自报是“巴黎按摩师”。张瑞书、刘景田和阎家治都是法国共产党党员。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们都已40多岁了，但却毅然响应法国共产党的号召，南下西班牙，冲上了反法西斯的前线战场。张瑞书和刘景田被分配在卫生队担任担架员，他们很快就以吃苦耐劳而闻名，国际纵队第14旅的《联队》杂志第六期曾专门登载文章介绍这两位英勇的担架员：“国际纵队有多少同志的性命是他们救的？有多少人是由他们在机关枪子弹下背出火线的？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数目，但是，伤员和战士都知道，他们勇敢无畏。”刘景田在战场上头戴钢盔、右肩上扛着伤员奔向救护车的照片还登上了西班牙国际纵队的画册和西班牙报纸《红色阵线》。19年后，刘景田战场救人的照片再次登上东德的报纸，同时附言：“赞许国际团结：男护士刘，中国志愿军，为西班牙的自由而战斗，他是勇敢助人的典范。”
张树生和张长官在参战前是旅居西班牙本地的华侨，张树生的登记资料上注明来自青田，张长官则注明是巴塞罗那小贩，他们也都拿起武器和西班牙友人一起投入到反法西斯战争当中。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曾对张树生高度评价：“他是一个好士兵。他一直表现有纪律，而且圆满达成他的任务。是一位优秀的反法西斯者。”
在国际纵队的中国志愿军战士中，还有来自美国的华侨张纪和陈文饶，张纪是长沙人，1918年赴美留学获得矿冶学位后，在美国任职矿业工程师十多年。陈文饶是广东台山人，30年代初移民美国，在唐人街打工谋生。他们两人都在美国加入了共产党。当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们受正义感召而远赴西班牙投入反法西斯战争。
国际纵队中的华裔医生毕道文则来自当时的荷属东印度。毕道文出生于爪哇岛一个家道殷实的华商家庭，大概在20年代末进入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就读医科。在荷兰就学期间，毕道文积极投入争取印尼独立的运动，成长为一名具有革命理想的进步青年。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后，毕道文决定身体力行，去西班牙实践他的理想。1937年3月，毕道文离开荷兰前往法国，先在“支援西班牙”共产党组织部工作，不久即南下西班牙。9月，毕道文抵达西班牙国际纵队总部，立刻被派往前线担任战地医生。西班牙马德里军事历史馆的档案中记载了毕道文所在医院领导对他的高度评价：“一位服务热忱、能干优秀的专业人才”。
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后，毕道文和谢唯进等人一起被拘禁在法国集中营，于1940年3月与谢唯进等人一起，在国际友好人士的援助下获释离开集中营。毕道文获得自由后，即结束了侨居欧洲十多年的求学与斗争生涯，怀揣革命理想，奔赴延安。在延安，毕道文担任中央医院内科主任，曾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治病。上世纪50年代，当印尼共产党艾地主席与当时执政的苏加诺总统携手合作时，毕道文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印尼。他辞去印尼政府为他安排的高官厚禄，执意下到边远农村，担任一名麻风病的医生，为救治贫苦的印尼人民奉献了他的余生。
与法国人民并肩反抗德国占领军
当德意法西斯将战火燃烧到欧洲大陆后，法国华侨有400多人主动参加到法国人民战时服务的行列。在法国不幸沦陷之后，一些华侨仍然勇敢地与当地人民一起为反法西斯而战。旅法老华侨周亭和钱直向就是其中的两位代表。
周亭是浙江省文成县人，1934年躲在从上海出发的一艘远洋货轮的底仓，历经半个多月的漂泊，到了意大利。此后，为了谋生，他又于1936年到了法国巴黎，当过一段时间泥瓦匠，后来又当街头小贩。法国沦入德国法西斯统治之后，周亭学着其他同乡的样子，也在家中开起了一家小皮革作坊，自制自卖皮带和皮革小钱包等。周亭近邻住着法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周亭敬佩他们，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渐渐地，周亭的家也成了反法西斯组织的交通站，时有过路的反法西斯战士在他家中留宿，他本人也曾多次为反法西斯组织递送情报。为了掩人耳目，周亭与时常前来联络的法国女交通员日依尼也特装扮成一对正在热恋中的情侣。1944年，周亭发现，自己的小作坊开始引起了德国占领军的注意，住处四周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在那转悠，法国朋友也告诉他，敌人已在其住处周围布下了暗哨。一天，德军以德国法西斯驻巴黎广播电台的头号人物被暗杀为借口，进行全城大搜捕。一听到这个消息，周亭立即赶去给反法西斯的法国朋友报信，他不顾个人安危，仍按原先约定的时间、地点去等候女交通员日依尼也特，并告诉她形势有变，不要再到他的住处去，以防意外。可是，日依尼也特为了不连累周亭，执意同周亭一起到了他的住处，迅速销毁了她收藏在那里的文件，并取走了存放在那里的手枪和手榴弹。日依尼也特刚离开没多久，德国士兵就冲进周亭的住处大肆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查遍了所有角落，也没能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得怏怏离去。可是，一个月后，德国鬼子又发动了一次大搜捕，这次，他们不由分说就将周亭戴上手铐，押上刑车。法西斯分子企图从周亭嘴里了解反法西斯人员的行踪，但遭到周亭的严词拒绝。连续十多天的严刑逼供，周亭遍体鳞伤，肋骨也被打断了，但他始终不吐一词，只承认自己是个来自中国的皮革小商人，什么都不知道。德国占领军得不到周亭的口供，就把他押送到一个集中营监禁起来。几个月铁窗下的非人生活，周亭的体重减轻了七公斤。可幸的是，当周亭在牢狱中渡过第七个月时，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周亭终于活到了胜利的日子。当年共同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法国朋友们没有忘记他们的中国朋友，他们穿着军装，特地到周亭的住处看望他，一个个与他热情拥抱，为他们历尽坎坷，终于共同迎来了最后的胜利而欢呼！法国政府为表彰周亭的功绩，曾发给他特别生活津贴，并向他颁发了奖状。
另一位法国华侨钱直向也曾在大战期间帮助过法国的反法西斯战士。钱直向1936年来法，曾担任旅法勤工俭学发起人李石曾的秘书，后长期旅居法国。1940年法国沦陷后，当时法国的社会党、激进党、共产党等组织了旨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民族阵线”。由于德军的残暴镇压，民族阵线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有限的活动经费靠抗德人士捐赠，财政上十分困难。为了坚持长期抗德，民族阵线决定将部分捐款存入瑞士银行，以备日后急需。民族阵线的秘书长找到钱直向、李石曾两位同情抗德运动的中国朋友，请他们设法将钱送入瑞士。钱直向将一批金条、美元装在一只皮箱里，乘火车上路。在一处关卡，看到德军正在一个个地搜查旅客行李，怎么办？如果被搜出钱款，不仅民族阵线来之不易的钱款将遭受损失，自己也有生命危险。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钱直向心里一横：我不是中国的外交官吗？我身上不是还带着外交官护照吗？何不理直气壮地出站呢？
想到此，钱直向拿出护照，向德军晃了一下，竟顺利地通过了。他赶紧去了瑞士银行，将钱款如数存入，为法国的抗德朋友们保存了一笔可贵的资产。
德军占领法国后，在里昂市附近的维希（Vichy）扶植了贝当傀儡政府，原法国下议院议长、著名的抗德战士艾里欧（Herriot）被德军软禁在维希，行动失去自由。一天，钱直向和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刘先纬到了维希，他们冒着被德军抓住杀头的危险，进入艾里欧的住处，去探望这位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抗德战士。在寂寞、苦闷中度日的艾里欧看到两个中国青年来看望他，既惊讶又兴奋，双方热情交谈了一个多小时。钱直向和刘先纬临走时，艾里欧将给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封亲笔信取出，请两位中国青年设法代为转交。当时，门外有德军暗探盯梢，如何才能将信安全带出？商量再三，钱直向果断地决定将随身带来的手提包的夹层割开，将信藏在里边，尔后再将提包缝好。出门时，两人若无其事，大大方方，德军看守随意看了一下就放行了。两人离开维希后，为了完成艾里欧的委托，立刻作了分工，刘先纬前往美国并与有关当局取得了联系，钱直向则设法找到当时的法国抗德武装反映情况。美法盟军经过研究后，决定武装营救艾里欧，并着手制定营救计划。不过，未等计划筹措完毕，盟军已开始全面反攻，艾里欧被德军押往德国本土，直到反法西斯战争获得全面胜利后，艾里欧才重新获得自由。
战后不久，艾里欧在法国新政府重新当选为下议院议长。虽然两位中国青年的营救活动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奏效，但艾里欧却没有忘记自己身陷危难时中国朋友见义勇为之精神。当艾里欧庆祝80寿辰时，曾邀请法国政界、军界、商界要人参加寿宴，钱直向也接到了邀请。当艾里欧在祝寿的人群中看到钱直向时，立刻拉着钱的手，大声地向全场嘉宾说道：“我被贝当政府软禁时，只有中国人来看我，就是这位钱先生！”全体贵宾报以热烈的掌声。
比利时的“和平天使”
比利时华侨钱秀玲女士，也因二战期间挺身而出，援救比利时抵抗战士，而被誉为比利时人民的“和平天使”。
钱秀玲是江苏宜兴人，1929年随兄长赴比利时，考入鲁汶大学化学系，三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钱秀玲放弃了回国的打算，与具有俄罗斯和希腊两种血统的医生葛利夏结婚，移居比利时小镇艾海德蒙，在丈夫的诊所当护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军占领了比利时。当时德军驻比利时及法国北部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冯尔肯豪森将军曾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为人正直，而且恰巧是钱秀玲堂兄钱卓伦的密友。钱卓伦曾请冯尔肯豪森将军关照钱秀玲。
艾海德蒙镇上的青年罗杰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一天，罗杰因为埋地雷炸毁德军军列通过的铁路而被捕，并被判处绞刑。钱秀玲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为了挽救罗杰的生命，钱秀玲不顾个人安危，从小镇赶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恳求冯尔肯豪森将军从人道主义出发，赦免罗杰的死刑。冯尔肯豪森将军被打动了，几天后，他下达了特赦令，释放了罗杰。
1944年6月7日，位于钱秀玲居住小镇附近的艾克斯尼市，比利时地下抵抗组织杀死了三个德国盖世太保。德军疯狂报复，逮捕了艾克斯尼市96名青年男子为人质，要求该市居民在一天内交出凶手，否则就采取抓阄的方式，每批处死15人。危急关头，钱秀玲不顾自己怀着身孕，行动不便，再度赶往布鲁塞尔，向冯尔肯豪森将军请求特赦。因事关重大，且冯尔肯豪森将军本人也即将被革职，因此难以应承。但钱秀玲反复强调：“我不能眼看他们死去。道义不允许，良心不容许。”冯尔肯豪森将军被打动了，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在第三天将遭逮捕的96人减刑，改押送德国。大约半年后，他们陆续返回家乡。
二战结束后，冯尔肯豪森将军被引渡到比利时，作为德国战犯接受审判。钱秀玲与她救助过的数十人一起出庭作证，使冯尔肯豪森将军免于死罪。
为了表彰钱秀玲在二战期间为拯救普通比利时民众而做出的特殊贡献，比利时政府在战后专门向钱秀玲颁发了“国家银质感谢勋章”，比利时国王与王后向钱秀玲赠送亲手签名照一帧。而且，艾克斯尼市的市民们为了铭记这位巾帼英雄，特地将市中心的一条大道命名为“钱秀玲路”。
欧洲华人船员与反法西斯战争
在二次大战中，还有数以万计在盟军的商船、军舰上工作的华人船员，冒着德军空中飞机轰炸、水下潜艇攻击的危险，穿行于大洋之间，为盟军运送物资、弹药、兵员，甚至直接参加对敌作战，有的船员因所服务的船只被德国炸沉而不幸被俘，受尽磨难。1946年2月，中国记者萧乾曾访问位于瑞士的国际红十字会总部，在登记室的卡片中，他看到了关于“华籍俘虏”的材料，他们“大抵是由英、美沉船上抓走的海员。换言之，是欧洲战场的参加者。”华人船员们为反法西斯战争流血流汗，甚至英勇牺牲，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欧洲大陆沦陷之后，英国成为盟军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指挥中心所在。英伦三岛本身资源短缺，穿越大西洋的海上运输成为大战期间英国坚持抗战的生命线。由于德军空中飞机轰炸，海底潜艇攻击，海上运输十分危险，没有多少欧洲海员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出海远航，因此，英国远洋公司以相当于战前华人海员三倍的“高工资”为诱饵，从中国招募了大批海员到英国利物浦港集结待命，总数多达两万人。显然，华人海员已成为盟军海上运输的重要生力军。由于大批华人船员的到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已逐渐衰落的利物浦唐人街，在二次大战后期再度兴盛起来。
英国所需原油历来大量靠进口，战争期间原油需求剧增，可是，由于油轮一旦中弹就会引起大火甚至爆炸，在穿越大西洋的油轮上工作危险性最大，故而也就被当时的船员称为“死亡之旅”。大战期间，许多华人船员就在穿越于大西洋的油轮上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大战期间，华人海员因担任盟国海上运输而不幸遇难者，多达7000以上。
虽然战时华人海员要冒着生命危险远航，付出巨大牺牲，但是仍然受到了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经过长期斗争以及战争形势的发展。直到1942年夏天，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公布了《同盟国宣言》，规定各签字国政府保证用自己全部的经济、军事力量相互支援，共同对法西斯作战后，美英等方面才被迫采取善待华人的政策。华人海员的待遇得到改善后，更提高了华人海员工作的积极性，尤其在大战的后期，有些在盟军战舰上工作的华人船员，不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关键时刻，还挺身而出，充当舰上官兵的后援，赢得了英方有关当局的高度赞誉。英国战时运输部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华人海员守纪律，责任心强，虽然知识水准较低，但他们有强烈的国家观念，生活适应能力也较强。而且，当敌人飞机空袭当头之际，华人海员不是抛弃本职工作畏缩一隅，而是勇敢地协助船上的炮兵射击敌机。该报告对华人海员在大战中的表现给与了高度评价。在众多参战的华人海员中，齐瑞、国泰、叶模扬、刘阿玉等四人因勇敢称职，功劳卓著，还获得了英王颁布的特别奖状。
欧洲华人海员以自己不怕牺牲、英勇无畏的精神，赢得了欧洲同行的赞誉，他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编辑：法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