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媒：中国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引领者
综合法媒《解放报》、Franceinfo报道，在本周末举行的全球抗癌领域最重要的学术盛会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中国再次成为国际医学界关注的焦点。
今年ASCO大会于当地时间5月29日至6月2日在美国芝加哥举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超过4万名肿瘤学专家参会。值得关注的是，近三分之一入选大会的重要研究成果涉及中国企业研发或生产的药物。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一项来自中国的研究首次进入大会最高规格的“全体会议（Plenary Session）”，跻身全球最受关注的五项研究之列。
在不少国际专家看来，中国正从过去的“世界药厂”，逐步成长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的重要引领者。
中国研究首次进入ASCO最高级别舞台
入选今年ASCO全体会议的是一种名为依沃西单抗（Ivonescimab）的新型免疫治疗药物研究。
该研究针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通过将依沃西单抗与化疗联合使用，进一步激活人体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由于肺癌是全球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这项研究结果受到国际肿瘤学界高度关注。
法国居里研究所（Institut Curie）医院集团负责人、血液学专家勒古伊（Steven Le Gouill）表示，能够进入ASCO全体会议，意味着相关研究被认为可能对患者治疗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中国首次有研究进入这一最高级别环节，说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医学创新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中国创新药数量首次超过美国
报道称，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崛起并非偶然。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持续加大对科研创新和医药产业的投入。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数据显示，中国在医药研发领域的投资规模已从20年前的17亿欧元增长至148亿欧元。
2024年，中国企业首次在全球创新药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根据统计，当年全球首次上市的81种新活性药物中，有28种来自中国企业，超过美国的25种和欧洲的18种。
与此同时，中国在世卫组织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登记的临床试验数量达到7100项，也首次超过美国的约6000项。
法媒指出，2024年全球启动的癌症临床试验中，接近40%来自中国。
接近世界领先水平
勒古伊指出，中国如今能够生产全球大量药物所需的活性成分，并开始在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癌症治疗性疫苗等高端领域实现突破。“中国现在不仅能够改进现有药物，还开始创造全新的治疗方式。”
法国古斯塔夫·鲁西癌症医院（Gustave Roussy）头颈部肿瘤放疗首席放射肿瘤学家陶运淦也表示，中国在肺癌等领域的发展速度尤其惊人，“已经接近世界领先水平”。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抗体偶联药物（ADC）就是典型例子。这类药物被称为“智能化疗”，能够将药物精准输送至肿瘤细胞，在提高疗效的同时减少副作用。中国企业近年来在ADC领域布局迅速，不少产品已获得国际认可。
不断深化国际合作
随着创新能力提升，中国药企正在加快国际化布局。
法国古斯塔夫·鲁西癌症中心院长巴尔莱西（Fabrice Barlesi）表示，越来越多中国药物展现出“同类最佳（Best-in-Class）”甚至“全球首创（First-in-Class）”潜力。
目前，法国多家研究机构已经与中国药企建立合作关系。
在法国，部分癌症患者已开始参与中国创新药的临床试验。一种针对头颈部肿瘤的中国ADC药物正在法国开展研究。参与项目的医生表示，目前接受治疗的患者均表现出积极疗效，肿瘤明显缩小。
中国学者也越来越重视国际合作，他们认为，中国创新药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通过欧洲和美国临床试验验证疗效，因此与法国等国家开展合作十分重要。
产业优势
除了研发能力提升，中国药物另一大优势是成本控制能力。
法媒指出，由于生产体系完善、产业链完整以及规模效应明显，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显著低于欧美同类产品。
一些癌症治疗方案在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为医保体系节省数万欧元支出。
对于各国医疗系统而言，这意味着患者有机会获得更多治疗选择，同时减轻医保负担。
全球医药版图正在重塑
过去几十年，全球创新药市场长期由美国和欧洲主导。
如今，中国正在快速追赶，并逐渐成为影响全球医药创新格局的重要力量。
法国专家认为，中国拥有庞大的科研人才储备、成熟的产业体系以及持续增长的研发投入，这些都为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原料药生产大国，到创新药研发强国，再到全球癌症研究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正在经历一次深刻转型。
而在癌症等重大疾病领域，更多创新药物的出现，也意味着全球患者将拥有更多希望与选择。
正如法国专家所评价的那样，中国已经不只是制造药物，而是在参与创造未来的药物。
原野编译
法媒：在华欧洲企业信心有所回升
根据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经历数年低迷后，在华欧洲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心首次出现改善迹象。不过，法媒也提醒，市场准入、数据出境、知识产权保护和供应链安全等问题仍然存在。
法国《回声报》报道称，中国欧盟商会刚刚发布的年度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在华欧洲企业认为发展前景略有好转，受访企业的悲观情绪较此前有所缓解。该商会调查了500多家在华企业，发现营商环境已开始出现改善。
信心有所回升
尽管三分之二以上（68%）的欧洲企业表示，2026年在中国的营商气氛将更加艰难，但这一比例五年来出现首次下降。去年持此观点的企业占比为73%。
另一个正向的变化是，47%的企业表示面临更加政治化的营商环境，而去年这一比例占多数。
尽管面临来自中国企业的激烈竞争以及行业内的价格战，欧洲企业对自身盈利能力也更有信心。17%的受访企业对此持“乐观”态度，而去年这一比例仅为12%。持“悲观”态度的企业数量也有所下降，约为三分之一。
开放程度提高
中国市场准入问题这个多年来的焦点似乎也有所改善。虽然仍有多数（54%）企业因监管壁垒而失去机会，但这类企业的数量有所减少。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市场开放程度有所改善，而且开放程度还在持续提高。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指出，自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以来，商业信心首次出现回升迹象，但整体信心仍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报道分析称，在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市场的相对稳定性成为部分企业信心改善的原因之一。
在伊朗战争和美国社会政治动荡的背景下，这个亚洲巨头被认为相对更加稳定和有韧性，这对商业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仍然是采购高竞争力产品和获取创新资源的重要市场。
营商环境的改善也得益于欧洲企业自身的努力，它们进行了重组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例如经济放缓、来自中国企业的激烈竞争、价格压力等等。重组行动包括裁员、关闭门店和调整产品供应。经过这一重大的调整，欧洲企业更有能力应对未来的挑战。
仍有难题待解
但彦辞指出，中国的经济环境尽管有所改善，但部分障碍依旧存在、甚至恶化。例如，约七成受访企业认为，将数据从中国传输出境仍面临困难。
欧洲企业还面临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风险。近半数受访企业表示遭遇过知识产权相关问题，这个比例在2026年有所上升。在供应链方面，有三分之一的公司受到中国对稀土元素限制的影响。这是中国针对美国贸易限制采取的反制措施之一。
由于中国奉行科技自立自强政策以及在某些公共采购中倾向本国企业，一些在华外企感到，部分行业甚至细分市场正在对外资关闭。在制药和医疗设备行业，近九成受访企业表示因监管壁垒错失商业机会。
九天编译
意媒：中国已成为“系统性影响力大国”
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报道，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系统性影响力的大国。在当前国际格局中，中国的分量无法被忽视。例证不胜枚举：如果北京在电动汽车领域加速，欧洲工业就会发生变化；如果中国收紧稀土出口，全球经济安全格局就会随之改变；中国的一次介入甚至可能改变一场冲突的走向。与此同时，当中国正在精心规划未来发展路径时，西方世界仍需弄清楚，中国究竟意味着更多机遇，还是更大的风险。
曼达林基金联合创始人阿尔贝托·福尔基耶利在特伦托经济节“中国的重要时刻”专题讨论会上表示：“很难说中国是一个机会。它正在给我们带来很大压力，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事实证明中国的弱点并不多。例如消费未能真正启动，但这一点又被出口强劲增长所抵消，而中国出口每年增长超过20%。”一方面，中国确实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危机的后续影响、人口结构转向不利、来自美国的压力，以及增长、政治控制与全球雄心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在调整自身姿态，在贸易、技术和能源等关键议题上，开始更多扮演对话方角色，而不再只是一个对手。
中国似乎也有能力迅速从自身错误中学习。福尔基耶利回忆称：“我是最早在2008年把中国企业带到意大利投资的人之一。我还记得当时他们遇到的所有困难、犯下的错误，以及一些低级问题。我当时心想，他们永远不可能赶上IBM、英特尔、通用电气这样的企业。但如今，中国已经有一批优秀企业。比亚迪已成为全球电动车领域的领军者，宁德时代在电池行业位居世界前列，华为的研发支出甚至超过了英特尔的营业额。”
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在许多方面正处于追赶状态，并受到一些结构性和文化性因素的拖累。福尔基耶利强调说：“问题在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大国。西方也会制定计划，但一旦政府更替，计划往往也随之改变。我们始终难以真正落实项目。”他还带有挑衅意味地补充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应该‘限制’民主，尝试修改民主运行机制，但这是我们永远做不到的事。”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欧洲也需要学会从更长期的角度进行规划。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米凯莱·杰拉奇认为：“我们也应该制定更有规划、更具长远视野的发展方案，决定哪些行业值得投资，并把资源集中到这些领域。”
以科技领域为例，中国正在半导体领域加速，欧盟则推出了《芯片法案》。这是一项为期7年、规模在150亿至500亿美元之间的基金。杰拉奇指出，中国大型企业每年投入的金额就达到这一水平。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科学委员会主席保罗·马格里指出，欧洲实际上也曾制定过一项五年计划。“简单来说，德拉吉计划就是一项围绕关键领域、推动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战略计划。问题在于，欧洲眼下被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分散注意力，之前也被其他事情牵扯精力，既找不到落实计划所需的资金，也没有为未来安排相关拨款，因为欧盟预算估计难以增加。”
汉学家贾达·梅塞蒂则认为，问题其实在于看待中国的方式。“我们对中国有很强的先入之见，似乎中国做什么都是错的。相反，在某些问题上，我们需要开始更加务实，减少意识形态化判断。”
戴胜编译
（编辑：法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