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Vicky编译】“别把这件事想得太奇怪了。”美国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一边对着镜头笑着说道，一边准备将装满激素的药剂注射进自己的腹部。她还补充说，她很清楚，人们肯定会对此大惊小怪。

36岁的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已经开始冷冻卵子，并特意在网上与自己的关注者分享这一过程，并直面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一位有事业抱负的女性究竟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生育安排？

这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世界各地的出生率正在急剧下降。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卡米拉·卡文迪什在一本探讨这一现象成因的新书中指出：“如今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14世纪的黑死病可以与之相比。”

在英国，五分之一的伴侣没有孩子，近半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中国、日本、俄罗斯和意大利的人口正在萎缩。鼓励生育者将家庭观念的衰落归咎于女权主义，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托育服务，准祖父母们则为年轻一代看似自私的选择忧心忡忡。然而，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重点。

撇开那些最具毒性的性别战争叙事不谈，关于这一现象，“最常见的解释是：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她们选择了自由和自主，而不是组建家庭”。然而，正如卡文迪什所解释的那样，“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卡文迪什通过大量的采访和调查，试图呈现一幅更加细致、全面的图景。她首先从“生育差距”这一概念入手——这是一个官方术语，指人们表示自己希望拥有的子女数量与他们最终实际生育的子女数量之间的差距。

随后，她从结果追溯原因，将关注点放在那些实际生育子女数量少于预期的男性和女性的真实经历上。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他们实现生育愿望？

左图为《犹豫的一代》，右图为本书作者卡米拉·卡文迪什。（图片来源：企鹅兰登出版社/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官网）

对一些人而言，主要障碍是在合适的时间找到合适的伴侣；对另一些人来说，问题在于养育家庭的成本不断上升（其中住房尤其可能成为重要因素）；此外，兼顾职业发展与照护责任也异常困难，尤其是当人们需要花费更长时间才能在职场站稳脚跟时。

还有其他因素：面对动荡不安的世界，人们“对下一代的未来抱有一种理性的悲观”；拥抱母亲这一角色，可能遭遇社会偏见；社会缺乏颂扬父亲身份的故事；人们承受着必须做到“高强度育儿”的压力；报酬丰厚却会吞噬全部时间与精力的“贪婪型职位”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照顾年幼孩子本身就足以让人精疲力竭……阻碍人们生育的逆风实在太强劲了。

卡文迪什感慨道，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看，“养育家庭这项充满欢乐、混乱却又赋予生命意义的事业，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件令人望而生畏、孤独且代价高昂的苦差事”。

她说：“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将为人父母视为一种自我满足的生活方式选择。应对这一切的责任落在了你自己身上。”

这些并非脱离现实的空泛观察。卡文迪什本人就是一位职场母亲，育有三个孩子，对维持家庭生活与职业发展之间的种种困难深有体会。她既不对其中的艰辛抱有幻想，也无意假装这些问题并不存在。

她写道：“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尽管人们不断宣扬工作安排应当更加灵活，但过去20年来，职场实际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认为，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如今的年轻女性对各种权衡取舍，现实得近乎冷酷。”

开创性女性主义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2015年接受戴维·雷姆尼克采访时曾说：“生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而由谁来掌控生育，则是最根本的问题。”

卡文迪什认为，应对出生率下降问题，需要关注政策的影响。《犹豫的一代》一书梳理了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应对出生率下降问题所采取的鼓励生育措施，包括调整童婚相关规定、提高离婚门槛以及限制堕胎等。书中还关注特朗普政府在生育权利保障和联邦托育资金方面的政策调整，指出相关举措可能进一步影响女性的生育选择，并加重其家庭照护责任。

制定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并不容易：政策既要起到鼓励作用，又不能让人感到受到束缚。不过，这并非不可能。卡文迪什考察了新加坡、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法国的相关实践，分析哪些措施奏效、哪些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并提出了近12种帮助人们自主选择生育的方式，从增加住房供应，到为父母提供福利，甚至赋予儿童投票权。她指出：“几乎所有可能有助于提高出生率的政策，同时也都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这本书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也没有指责或训诫。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共情、保持好奇的态度，去理解人们面对生育问题时完全合乎理性的犹豫与矛盾。通过这种方式，《犹豫的一代》揭示了公众围绕生育问题的常见论调，与准父母们实际讨论的内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对卡文迪什而言，真正的目标并不是劝说任何人生育，而只是“让生育真正成为一件可以自主选择的事情”。

（编辑：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