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过去400多年里，莎士比亚的影响力跨越英语世界，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符号。世界各地的人们阅读着由不同语言呈现的莎翁作品，但我们读的还是同一个莎士比亚吗？

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伟大作家，是否“经得起”翻译？这是英国翻译家丹尼尔·哈恩常常遇到的质疑。

听说他准备写一本关于莎士比亚各语种译本的书时，哈恩的一位非常聪明、比他“更懂莎士比亚”的朋友说：“可莎士比亚是无法翻译的吧？这才是重点吧？”

作为有近二十年经验、屡获殊荣的文学翻译家，哈恩的日常工作就是把一本书里的所有单词全部替换成另一种语言，并确保这本书依然是它自己。他承认翻译具有“破坏性”，但它同时也具有创造性。

在新书《倘若这是魔法》中，哈恩指出，莎士比亚的影响力能够跨越语言、地域乃至时代，主要是因为他的写作具有某种“普世性”。他的戏剧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人人都会坠入爱河，权力总是滋生腐败，而死亡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当然，这并不仅仅是“每个人都会悲伤，所以关于悲伤的戏能让所有人产生共鸣”那么简单。在莎士比亚笔下，没有人死得千篇一律，每个角色对悲伤的体验也各不相同。这种“精准性”根植于他的文本表达之中。

“精准”也是哈恩在书中经常用到的一个词。哈恩认为，译文需要具备与原文同样的精准度。译者的任务，是在保留原文完整性的前提下，对细微差别、典故、效果、节奏保持高度敏感，保持语调鲜活、行文流畅，确保在翻译完成时，原文里的笑话依然好笑，尽可能避免语义损耗。

本书以“译者”的眼光观察莎士比亚，以“译者”的耳朵聆听他。哈恩拜访了世界各地12位莎翁作品的译者，他们使用的语言包括中文、日语、匈牙利语、葡萄牙语、孟加拉语、土耳其语、法语、丹麦语等。

在莎士比亚去世约80到100年后，他的戏剧开始在欧洲其他国家被翻译上演，但译本很少出版。

到了18世纪，一些海外崇拜者开始在本国传播莎士比亚，对他的作品进行零散翻译。就连法国作家伏尔泰也曾热情地翻译过一版“生存还是毁灭”。

真正的井喷出现在19世纪。经过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在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被大量出版和演出。到19世纪末，仅俄语就已有十多种《哈姆雷特》译本可供选择。

进入20世纪，他的影响力进一步向东扩展，中文、日语、阿拉伯语的莎翁作品出现。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阅读莎士比亚。但哈恩在书中提出疑问：“他们真的读的是同一个莎士比亚吗？”

左图为《倘若这是魔法》，右图为本书作者丹尼尔·哈恩。（图片来源：坎农盖特出版社/作者官网）

他认为，在优秀而精准的翻译作品中，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只是被保留了下来，而且焕发了新的生机。

“我与许多用不同语言‘重写’莎士比亚的人进行了对话。每一次对话都让我对自以为早已烂熟于心、有400年历史的文字有了全新的认识，发现很多一直存在却被我忽视了的细节。”哈恩写道。

他甚至发现，用其他语言聆听莎士比亚作品的观众，反而比英语母语者更容易理解文本。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与现代英语之间的差异，远远超出大部分人的想象。许多词语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在莎士比亚时代，“wherefore”的意思是“为什么”，“generous”意为“高贵”，“light”可能意味着“放荡”。

其他语言的观众则无需面对这些几个世纪以前的词汇，因为译者们用现代语言对原文进行了翻译。一位美国语言学家曾坦言，他第一次真正理解莎士比亚戏剧是在观看法语版本时。

哈恩用38个章节分别探讨了各国译者在帮助读者理解如此微妙复杂的文本时面临的各种问题。比如，巴西葡萄牙语译者奇科迟迟没有动手翻译《亨利五世》，原因就在于那句著名的台词：“We few,we happy few,we band of brothers.”这句9个单词的台词，他琢磨了整整2年。葡萄牙语的单词比英语长，奇科不想简化句式，但又希望把译文控制在一行之内。

此时，中文的简洁凝练就显出了优势。在中国译者苏国云的译作中，这句话只用了9个字：“我们几个，幸运的几个。”

而在《暴风雨》第一幕第二场中，“brave”这个词被先后用来形容一艘船和一个人。这里的“brave”并不是“勇敢”的意思，而更接近“漂亮”“华丽”“壮观”之类的含义。在导演的要求下，苏国云需要找到一个能同时涵盖这两种语境的中文词汇。最终他选择了“无与伦比”。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指出，这本书更像是一本“旅行指南”，引领读者浏览世界各地的译者做出的各种选择。哈恩几乎毫无遗漏地引用了大约20个语种，足见本书信息之丰富。但由于缺乏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导致篇幅过长，完全可以删减100页而依然精彩。不过，本书不只记录了哈恩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痴迷，也堪称一次翻译“大师班”，同时还是读者重新认识莎士比亚作品的绝佳途径。

（编辑：唐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