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报道】你是否也曾在社交媒体上“自我确诊”过一些心理疾病？如何区分现代生活中“正常”的情绪问题和真正的心理疾病？在这一点上，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有话说。

心理学研究很少会成为喜剧素材，但最近在伦敦的一场脱口秀中，这两个领域却有了交集。其中一个段子讲的是，现在几乎人人都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社交媒体上的视频鼓励大家将一些常见的人类行为，比如爱走神或爱说话，视为患上ADHD的证据。

演员在台上讲到这一点时，台下的观众哄堂大笑，大家都心领神会。牛津大学心理学家露西·福尔克斯在为《卫报》撰文时指出，我们都见证了ADHD在过去几年里变得多么“普遍”。当某种现象在社会上盛行，又令人费解时，它最终成为笑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一名学者，福尔克斯的工作内容就包括解开这样一个谜团：为什么与5年前乃至10年前相比，报告心理疾病症状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增加了这么多？

从医学上来说，ADHD属于神经多样性范畴，而非心理疾病，但两者的诊断率都在上升，因此福尔克斯认为它们可以被放在同一个语境下讨论。

每当她与同事、学校教职工、家长谈论这个问题时，很快就会有人提到那个充满评判意味、极具争议性的说法：过度诊断（overdiagnosis）。

“过度诊断”一词最初主要被用于批评医疗人员。然而，在当前围绕心理疾病的公共讨论中，这往往指的人们对自己的“过度诊断”。心理学专家担心，人们正在用“疾病”的语言，为自己那些轻微或短暂的人生困扰贴上标签。

福尔克斯认为，这种“概念蔓延”的情况确实存在。原本只用于描述心理疾病的术语，如今被用来概括更轻微的现象。在社交媒体上，人们越来越随意地使用与精神疾病相关的语言，而且常常使用不准确的词汇。临床医生也发现，现在有很多患者带着“自我诊断”前来就诊。

在《精神疾病的真与伪》一书中，福尔克斯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名人公开谈论自己的心理问题，公众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提高，对心理疾病的“去污名化”也顺利推进。当痛苦变得难以承受时，人们更愿意寻求帮助。这当然是好事。但在福尔克斯看来，“去污名化”的一个副作用是：人们开始给各种负面感受贴上“问题”或“疾病”的标签，尤其是焦虑与抑郁。

“我曾经问过一名心理学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她表示年级里几乎所有人都自认为患有抑郁或焦虑障碍——从流行病学概率看，这几乎不可能。”福尔克斯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学生们将大众文化中常见的精神病术语宽泛地用于描述短暂或轻度的不良情绪。

左图为《精神疾病的真与伪》，右图为本书作者露西·福尔克斯。（图片来源：企鹅兰登书屋/作者官网）

她认为，这种“语义演变”最直接的影响是削弱了重症患者的处境。这些患者的症状严重到无法正常生活，人际关系受损，学习或工作能力下降，甚至生命受到威胁。正如精神科医生德里克·萨默菲尔德所言：“将正常与病理混为一谈，会贬低真正的疾病。”

因此福尔克斯提出，为了那些真正严重患病的人，我们需要保留“精神疾病”与“人类正常心理痛苦”之间的区别。

但她同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或贬低负面情绪。即便是相对轻度的焦虑或情绪问题，也可能令人筋疲力尽；丧亲或长期疾病等压力造成的心理影响，同样可能具有毁灭性。

“一些人看到精神疾病发病率上升，就简单地对此进行非黑即白的归类：要么是‘真的’精神病，要么是‘假的’精神病，并将后者归咎于过度诊断。”福尔克斯直言，这是一种错误的分类方式。过度诊断可能只发生在某些个体或群体中，而在那些对心理疾病的羞耻感依然严重、服务获取渠道有限的群体中，仍然存在患者被漏诊的情况。多种情况可能同时存在。

所以，在准确区分患病标准的同时，也不应该以可能“过度诊断”为由忽视任何报告心理困扰或精神疾病症状的人。人们在报告此类症状时往往得不到重视，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很容易被视为“玻璃心”。

对年轻人而言，精神疾病往往由压力重重的生活引发或加剧，而大量证据表明，过去15年的生活十分艰难。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加剧，重大的地缘政治和环境事件频发，新冠疫情的影响也持续存在。一些曾经能够预防精神健康问题的服务，例如青少年社区服务，如今却被削减了资金。

“在那场脱口秀上，我坐在观众席里，想到了那些真正患有ADHD的人，其中一些人可能就坐在我身边。ADHD是一种即便得到良好治疗和支持，也可能极具破坏性和致残性的状况。”福尔克斯说。

“喜剧演员当然有调侃文化现象的自由，任何人也都有权质疑‘过度诊断’是否在宏观层面上推高了ADHD和精神疾病的发病率。但在面对个体时，我们必须保持谨慎。许多人并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仅凭外在的观察，我们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内心面临的困境。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正在经历挣扎，你应该相信他们。”福尔克斯最后写道。

（编辑：唐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