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有些人做什么都拼劲十足，有些人则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头，能坐就不站，能躺就不坐，能在家就不出门。这种“动力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很多人会说，是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住过的地方、受的教育、遇到的人、做过的工作，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在马苏德·侯赛因这样的神经科学家看来，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更根本、更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我们的大脑。一旦大脑出现问题，一个人的性格、行为方式乃至“自我”都可能随之改变。原本融入群体的人可能突然成了局外人。
侯赛因出生于东巴基斯坦（即今天的孟加拉国），1968年随家人来到英国，在伦敦和伯明翰长大。如今，他是牛津大学的神经病学与认知神经科学教授。由于移民的身份，他从小就体验着身为局外人的处境。
在《大脑与自我》一书中，侯赛因讲述了7名因不同类型脑部疾病而经历人生巨变的患者的故事。他们各自失去了一项核心认知能力，因而面临变身“局外人”的处境。
其中一个病例揭开了“懒惰”背后的机制。一个叫大卫的人，三十多岁时中风，万幸身体恢复得非常快，几天之内就能正常走路、说话，看起来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情况明显不太对劲。大卫的行为发生了巨变。过去的他非常外向、干劲十足，是个典型的精力旺盛的人。可现在，他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虽然中风后他很快就回到金融顾问的工作岗位，但曾经让他兴奋不已的工作，如今却让他毫无兴趣。他显得倦怠、提不起劲。即便被开除，他也表现得无动于衷。他甚至懒得去申请失业救济金。
几位朋友好心邀请他同住，但很快便无法忍受他了。原本社交能力极强的他，如今却变得很难相处，心不在焉，疏离冷淡。更令人抓狂的是，他几乎不做家务，整天只等着朋友们下班回来，为他做饭。
家庭医生以为这些表现是抑郁症所致，给大卫开了抗抑郁药物，但没有任何效果。于是，家庭医生将大卫转诊至神经科医生侯赛因。
侯赛因仔细查看了大卫此前中风时在医院拍摄的大脑核磁共振（MRI）成像。他发现，大卫不是中风了一次，而是两次。中风通常只影响大脑一侧，如果两侧都受影响，那可能是来自远处（例如心脏）的血栓分别卡在了左右两侧的血管里。
两个非常小的中风点分别位于大脑两侧，位置在基底神经。基底神经位于大脑深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理结构，几乎所有脊椎动物都有。从3.6亿年前存活至今的七鳃鳗身上就能找到基底神经。基底神经对身体的许多功能至关重要，包括动作的启动与激活。
左图为《大脑与自我》，右图为本书作者马苏德·侯赛因。（图片来源：Canongate出版社/牛津大学官网）
临床研究发现，基底神经受损会导致各种运动功能异常，比如帕金森病、亨廷顿病。帕金森病可能表现为动作迟缓、震颤或僵硬；亨廷顿病患者可能出现不自主的突然甩头或甩臂。
但现在，科研人员发现，基底神经的作用远不止控制动作这么简单，它还会影响人的决策。当基底神经节功能失调时，人们即使有能力做事，也不会主动去做。例如，如果朋友要求大卫倒垃圾或打扫房子，他完全可以做到。但如果让他自己做决定，他就什么也不做。
大卫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他不会主动为了获得奖励而行动。他对奖励的敏感性已经减弱到几乎没有的程度。他懒得主动行动，因为结果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对出现这种“病理性冷漠”症状的人群的研究表明，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觉得采取行动的回报不够丰厚。付出努力的成本似乎不足以抵消潜在的收益。
在某些患者中，增强大脑多巴胺系统的药物可以恢复他们的动力。多巴胺在大脑的奖赏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的作用机制是驱动“欲望”。
大卫成功地接受了这种治疗：服用一种刺激大脑多巴胺受体的药物后，他的动力水平恢复了。当侯赛因再次见到大卫时，几乎认不出他：原本遮住额头的油腻头发被精心修剪并梳成了卷翘发型，熨得平整的白衬衫配上淡紫色领带，脚上是擦得锃亮的皮鞋。大卫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已经能够独立生活，甚至开始谈恋爱了。
侯赛因认为，像大卫这样的患者的经历也可以帮助到那些感到“动力不足”的健康人群。在牛津大学，侯赛因的团队扫描了动力水平截然不同的学生的大脑——从“极具动力”到“极度惰性”。研究团队发现，他们的大脑形态存在显著差异，“惰性”人群的大脑需要运转更长时间才能做决定，判断一件事是否值得去做对他们来说非常费力。于是，他们会干脆回避这个问题，在不得不做选择时，往往会直接说“不”。
侯赛因在给英国《卫报》撰写专栏文章时提出了改善方案。多项研究表明，运动可以有效改善这种情况。每周进行3次、每次40到60分钟的有氧运动、参加舞蹈课程，甚至快走，都能提高积极性。外部提示，例如手机闹钟或视觉提醒（在门口放置跑鞋以提醒自己去健身房或跑步），也能有效地促使人们采取行动。
《大脑与自我》被英国《金融时报》和《泰晤士报》评为2025年度最佳科学图书。美国《福布斯》杂志指出，这本书最令人鼓舞的地方在于给出了“希望”，让读者知道许多脑部问题是可以治愈的。
（编辑：唐快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