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李璟桐编译报道】一个世纪后，一位文学家在小说中拼凑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图景，不动声色地迫使我们思考全球灾难带来的道德后果。

当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在新作《我们所能知晓的》（What We Can Know）中将时间线拉至2119年的后灾难世界，这位以英式理性著称的作家，实则在科幻的外壳下完成了一场对当下的深刻叩问。

英国《卫报》书评文章指出，小说通过文学学者汤姆对一首佚诗的追寻，编织出个人执念与时代创伤的复杂图景，更悄然剖开了自由主义在全球危机面前的局限——那是一种如同孤岛般的视角困局，既是麦克尤恩作品中挥之不去的“英式特质”，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精神困境。

麦克尤恩的“英式印记”在这部小说中依旧鲜明，却被赋予了更深刻的主题意涵。这种特质并非仅体现为对奇尔特恩斯火橡树或切西尔海滩的细腻描摹，更核心的是其笔下人物那种“审慎理性却偶尔盲目的自由主义道德观”。在《我们所能知晓的》构建的世界里，“大洪水”淹没了英国的大部分土地，仅留下山峰群岛，而爱尔兰的命运被全然忽略——这种有意或无意的“视角盲区”，恰似对英国自由主义者长期以来“孤岛心态”的隐喻。脱欧争议中北爱尔兰问题的纠缠，似乎并未撼动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局限，反而在小说的未来图景中以更荒诞的方式重现。当汤姆搭乘缆车前往坐落于斯诺登尼亚山峰的博德利图书馆时，他身处的物理孤岛与精神孤岛形成奇妙共振，为后续对自由主义的剖析埋下伏笔。

小说的叙事结构本身便是对“孤岛性”的精妙诠释。两段独立的文字如同两座隔绝的岛屿，仅靠结尾的简短注解勉强相连，这种形式恰与内容形成互文——汤姆的学术追寻是一座孤岛，2119年的后灾难世界是一座孤岛，而21世纪初我们所处的“紊乱”时代，亦是一座被认知壁垒围困的孤岛。汤姆表面沉静顺遂，内心却燃烧着对弗朗西斯·布伦迪佚诗《献给薇薇安的花冠》的痴迷。这首仅在生日晚宴上朗读过一次的羊皮诗稿，成了连接两个时代的纽带：对汤姆而言，它是理解21世纪初的钥匙；对读者而言，它是窥探麦克尤恩创作野心的窗口。

汤姆的怀旧情结构成了小说最精妙的张力。他将我们所处的“暴力混乱年代”奉为“足智多谋、喧嚣热闹的岁月”，这种与当下学生认知（视前人为“无知卑劣的粗人”）的巨大反差，暴露出怀旧本身的选择性。更值得深思的是，汤姆的怀旧始终包裹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他痴迷于布伦迪的诗歌艺术，却对身边人的需求视而不见，将情人罗斯视作达成目的的工具。这种“为错误事物怀旧”的倾向，正是麦克尤恩所要批判的自由主义病灶——当理念沦为自我封闭的认知滤镜，便会丧失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力。汤姆或许才是那个带着“英国自由主义视角局限”的人，他的学术孤岛与麦克尤恩笔下的物理孤岛一样，都是对这种思想困境的具象化。

科幻外壳下的现实关怀，让这部作品超越了普通的类型文学。作为麦克尤恩第二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我们所能知晓的》并未沉溺于对未来技术的猎奇想象，而是将“美国由军阀掌控、尼日利亚成为霸权”等设定作为背景板，重心始终锚定在“当下”。罗斯提出的“小说现实主义危机”理论——“需要新形式呈现全球灾难的道德后果”，实则是麦克尤恩对自身创作的注解。他借用阿米塔夫·高希的“紊乱”概念，以科幻叙事探索现实议题：气候危机、认知割裂、道德失语，这些我们正在面对的困境，在2119年的世界里以更极端的形式爆发。而小说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留白”——那些未直接言说的“全球灾难道德后果”，迫使读者从汤姆的片面叙述中抽离，自行思考我们时代的真正危机。

最终，麦克尤恩将自由主义比作“前世高地遗留的山峰孤岛”，而自己则是“批判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这种自我剖白式的定位，让《我们所能知晓的》成为一部充满张力的作品：它既眷恋自由主义的理性内核，又痛陈其视角局限；既以英式叙事彰显传统，又以科幻形式寻求突破。当汤姆最终拼凑出佚诗的样貌，他或许能知晓布伦迪的情感与时代的碎片，但始终无法触及那些被自由主义框架过滤掉的“真实”——正如我们当下，若固守认知孤岛，便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全球危机的本质。

这部小说留给读者的，是一个沉重却必要的追问：当洪水将至，我们赖以生存的理念孤岛，究竟能为我们提供庇护，还是会成为囚禁我们的牢笼？

而那些“我们所能知晓的”，或许从来不是答案本身，而是在追问过程中对自我与时代的清醒认知。

（编辑：李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