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近年来，中国在有些国家环境还不太好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奋斗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大国崛起》纪录片里的那些国家，他们崛起的过程，充满了暴力充满了血腥，但这不是中国崛起的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非常多，能成功的很少。东欧还有一些国家转轨资本主义已经30多年，今天的人均GDP比1985年还低。所以把这两相对比，才能凸现出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新中国成立这70年的成就。中国的崛起之路，国家能力的建设之道，经济繁荣的前行动力，还需要哪些奋斗与努力？

《欧洲时报》与福建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展开合作，在本期中，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绍光解读改革开放与国家能力，剖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繁荣发展的活力与追梦之路。

图为王绍光在福建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中演讲。（图片来源：节目组供图）

国家能力：一直有国家进行改革，但失败的多

王绍光：改革开放这些年，中国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如果只进行改革开放，没有别的条件，是否也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在过去300年，过去150年，过去40年，都一直有国家进行改革开放，但成功的少，失败的多。

比如曾经存在的奥斯曼帝国，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大概从19世纪上半叶就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改革一直持续到奥斯曼帝国崩溃。中国从1840年被枪炮打开了大门以后，有洋务运动，一直到后面的戊戌变法，到了20世纪初清朝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也不太成功。1986年，当时的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任以后，开始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革。往后就是苏联东欧走向西方模式，走向所谓市场经济，走向西方的民主。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说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很快在后面的40年左右，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强国。但总体来说成功的少，失败的多。

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成功的样板的话，能达到这个水平的，几乎没有。所以改革开放本身并不能保证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繁荣的后果，要造成经济繁荣的后果，还有很多因素，本次就讨论一个因素，叫做国家能力。

有很多事情很多细节都反映国家的治理能力，但有几样东西可以叫做基础性的国家能力。

第一条叫做强制能力，就是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保卫自己领土和主权完整的能力，不受外国的威胁，不怕外国的入侵。为了有这个能力，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强制能力还有一方面，就是需要有一个内部的安全的环境，要维护社会治安，要把犯罪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下，使得整个社会，包括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到很严重的威胁。

第二条叫做汲取能力，强制能力本身就很花钱，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加起来，平均大概至少花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花在养军队上，有些国家花的比较多，像美国可能接近GDP的4%。国家就得从社会经济里边抽取一部分，用税收的方法或者其他的方法，这个就叫汲取能力；

第三条叫濡化能力，就是使得一个国家居住的人要有两样东西，首先，这里面的大部分人认同属于同一个民族国家。第二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国家的人，必须对一套核心价值，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一个起码的认识，有一套很清醒的看法。

大分流：中国的成绩不是用殖民实现的

王绍光：历史上至少出现两次大分流，跟中国有关，第一次叫做东西大分流，东指的是中国，可能也包括日本，西就是指的欧洲，然后也包括欧洲到美洲建立的一些国家，如美国。东西大分流，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首先，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出现工业革命以后，东西方就不一样了。英国和其他国家出现了工业革命，他们的人均收入迅速上升。但中国还在衰落，这就是大分流了，这是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国家能力，在工业革命出现前200年，还出现过一次革命，叫军事革命，西方在火药枪炮的使用，军队的组织方式，作战的方式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而中国在那个时候落后了。

军事革命又带来了一场财政革命。这两件事对工业革命有什么效果呢？非常简单！殖民主义，这些国家打仗的能力厉害以后，就开始推行殖民主义，把殖民主义推到了全球的各个地方。

殖民主义掠夺资源，人力资源就是奴隶，自然资源就是到各个地方去挖自然资源，用做自己的生产资料，殖民主义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开拓市场，走到哪里就要求把市场打开，不打开我就用炮火轰开，鸦片战争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这种战争发生在世界的各处，大量的国家被殖民，所以如果去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史料讲到了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对工业革命对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这些东西养育了欧洲美国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就，中间有一条重大意义没有被认识到，就是中国的成绩是在没有进行对外殖民，没有进行这些丑恶的奴隶贸易，实现奴隶制的条件下实现的，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中国和日本也出现了一次大分流，出现在19世纪的下半叶，当中国在进行洋务运动的时候，日本有一场明治维新，日本的经济早在明治维新以前，就已经按人均收入超过中国，为什么会如此呢？

国家能力中的汲取能力可以用一个方法来衡量，就是人均税收，国家从每个人头拿多少税，你如果把日本的人均税收，从16世纪画到19世纪划一条线，中国是往下走的，就是汲取能力越来越下降，但是日本基本是平的，所以两国差的越来越大。

从历史上看，两次大的分流都跟国家能力有关，最重要的两个能力，一个是强制能力，就是军力，一个是汲取能力。

日本后来的发展，也跟他的殖民有关系，挖了第一桶金。你看历史史实的话，你会发现这两者，几乎是保证改革开放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基础。

坚实基础：中国政府的基础性国家能力一步步改善

王绍光：1950年，中国被迫卷入一场战争，就是抗美援朝。这个政权动员军事的能力，要比以前强得多，所以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但是动员了全国人民抗美援朝取得胜利，这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

毛泽东时代的汲取能力也大大加强了，解放前最好的年份，政府能拿到手的税收占国内GDP的大概8%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3年以后这个比重就达到了将近30%。

然后持续维持在30%左右，就是汲取能力大幅度上升，像中国这么穷的地方，要一家一户进行投资，进行现代经济的建设，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把资源集中起来，进行一些基础项目的建设，可以为后边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打下物质基础；从濡化能力来讲，核心价值也是把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让大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社会是非常和睦的。当时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放在世界跟其他国家比也不低，打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分硬的和软的，硬的方面中国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然后建立了铁路、公路、交通网络，建立了一个布局很全面，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农村修了8万多个水库，农村的土地把它变成了可交换的土地，这个跟今后的粮食增产是有直接关系的，这都是基础的东西。还有一样基础是软的，就是人力资本——人的素质。在刚解放的时候，全中国的人，人均受教育的年限是不到1年。1949年的时候，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是35岁，在那样的人力资源基础差的背景下，不可能发展经济，但是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将近68岁，翻了一倍，然后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5年。

这些基础，就是物质的基础和人力资本的基础，为后来改革开放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以前都是人民公社，所有的农民都是所谓的社员，都是大家集体劳动，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就把它分开了。城市里也开始进行改革了。城市里边的人和农村里边的人，开始出现流动了，人口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项重大的改革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这些改革尤其是分税制的改革，使得中国的财力开始得到提升，然后从2002年以后，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从农业税减免，到农业税的取消，然后到了2006年开始布局全中国的医改，包括监管方面，包括再分配方面，包括认证……在新世纪，中国政府的基础性的国家能力，都一步一步地得到改善。

现在又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系列理念都开始提出来，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除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要对、步子要稳，不受外边干预，很重要的是还需要有一系列的基础性的国家能力作为支撑。

国家能力与经济繁荣的关系，中间有一个改革开放，其他的国家也有他们的改革开放，我们也有我们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一定都成功，如果要成功一个前提，是它基础性的国家能力比较强。

对 话

话题一：如何利用国家能力推进“一带一路”

岳西宽（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如何利用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引领“一带一路”向前发展？

王绍光：中国的基础性国家能力，可以在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的政策方面，显现出它的优越性，优越性就表现在中国会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做了高铁等很多项目，所以没有基础性的国家能力，国家是很难有这个优势。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体制优势，要尽量地保护它发挥它。对外我有一个看法，对其他的国家，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的，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事要商量着办，不宜过度地用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他们自认为这对他们是有益的，让他们主动意愿来参与，而不是我们过度用力去推广，所以利益要慎用，更多还是要造出一种势，这个势是“一带一路”的对所有人都有利，让更多人来拥抱它，大概这一个也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

话题二：贫富差距社会再分配

李贞（人民日报海外版侠客岛记者）：中国社会有一些贫富差距的矛盾，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您是否认为在再分配能力问题上，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新的调整？

王绍光：再分配在所有国家能力里边，出现比较晚。即使在今天最富有的国家，也是在二战以后才大规模进行再分配。再分配主要看两条，第一条消除贫困，中国消除贫困的程度，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际组织不承认，在很长的时间里边，世界范围消除贫困其实就发生在中国，把中国例子拿走，全世界可能没有消除贫困。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消除贫困，这也是需要大量的人、财、物来进行再分配。第二个是收入财富和人的安全感，需要用再分配来保障。在这一方中国做的还不错，虽然在医疗方面民众有无数的怨言，但那是因为医疗是世界性的难题，我在各个地方都生活过，包括在美国，在法国、英国也有一点经验，我在中国香港生活了很多年，要去比较医疗体制，几乎每个医疗体制都有自己的问题。

（编辑：李璟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