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网】近日,在四川德阳召开的2025三星堆论坛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称,三星堆存在大量彩绘青铜器,不仅“揭秘”了一个更加绚丽多彩的三星堆,更将中国彩绘青铜器出现的时间提前了近千年。
三星堆“祭祀坑”精确年代锁定
中新社报道,以“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互鉴”为主题的2025三星堆论坛27日在四川省德阳市开幕。论坛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发布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精确年代。
冉宏林介绍,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联合研究,碳十四年代测定显示三星堆遗址三号、四号、六号、八号“祭祀坑”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处于公元前1201年至公元前1012年,相当于商代晚期。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七号、八号“祭祀坑”中发现可拼对的同一器物残片,表明这几个“祭祀坑”埋藏年代相同。“这一成果为厘清‘祭祀坑’年代和构建遗址精细年代框架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星堆青铜器创新铸造技术研究也取得新突破。冉宏林透露,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故宫博物院、北京科技大学与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联合研究显示,三星堆青铜器在商代晚期形成以分铸为核心,兼用浑铸、锻造的创新铸造技术体系。
“独特的‘芯骨—条形芯撑’技术,有效解决了细长、弯曲器物的成型难题。”冉宏林表示,在既有技术框架中,三星堆还展现出独特的技术创新与本土化表达。这一成果不仅深化了对中国古代青铜铸造体系的整体认知,也为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世界青铜技术与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证据。
考古学家揭开青铜器的“色彩密码”
新华社报道,提起商周青铜器,人们脑海中浮现的是那抹古朴的青绿色。这其实是青铜器在地下埋藏千年后,被时光赋予的“锈色”。这片青绿掩去了它最初的模样,那原本是一种如同太阳般耀目的金色,因而商周时期称青铜为“吉金”。
三星堆的青铜器同样如此。大约三千年前,三星堆人将铜、锡、铅的合金,按照一定比例铸造成高大的神树、巨大的面具、威严的神像……祭祀天地神灵、沟通宇宙万物。最新公布的研究表明,这些充满了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青铜器,在灿烂的金色上更着有斑斓的色彩。
通过科技分析,考古学家揭开了三星堆青铜器的“色彩密码”。目前已发现的色彩为黑、红二色,黑色多见于描绘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的眉毛、眼睛、头发等,也用来绘制一些特殊的图案和符号;红色常出现在青铜神树的花瓣上,青铜容器、人物服饰的细密纹饰凹槽里。这些彩绘在上百件青铜人像、神兽、龙头等器物上均有发现,部分甚至肉眼可见。
“过去通常认为,中国彩绘青铜器多见于战国秦汉时期。三星堆彩绘青铜器数量众多、工艺精湛、取材自然,将中国彩绘青铜器出现的时间提前了近千年。”负责此项研究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博士后刘百舸说。
三星堆的色彩,不是简单的描画,更源于精湛的工艺。青铜凤鸟上流畅清晰的彩绘羽毛纹样、传统髹漆工艺叠加的五层彩绘、不及半张A4纸厚度的黑彩……三星堆彩绘取自天然原料生漆与朱砂,运用了涂、描、绘、填等技法,充分展现了古人的高超技艺,填补了中国青铜时代绘画艺术的空白。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出丰富厚重的色彩文化。在中国古代,黑、红二色结合是尊贵的体现,更被视为国泰民安的祥瑞之兆。多彩的三星堆,不仅为神秘的古蜀文明再添绮丽,更从取材、工艺与审美意象上,有力证实了其与中原文明同出一源,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例证。
多学科团队已修复三星堆金器270余件
目前多学科团队已修复三星堆金器270余件,重逾1500克,三星堆8个“祭祀坑”出土的金器总重量约2000克,均为金银合金。三星堆出土玉璋与二里头文化玉器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三星堆先民确立了稻作农业为主体的农业形态,由此支撑了高密度人口,为三星堆古国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与动力。同时,通过现场保护技术、脱水加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3、4、7、8号“祭祀坑”出土的600余根饱水象牙能够在常规环境下保存、展示。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乔钢介绍,三星堆遗址迄今已进行近40次考古发掘,2024年的发掘工作集中于燕家院子东南部和西北部。东南侧发现一座大型人工土台,上有面积逾200平方米的长方形大型建筑基址,内部设多个单间,最大单间超90平方米。此外,考古人员初步确认了石器作坊的南侧边界,发现大量三星堆时期陶片、石块,以及石料、石璧、石纺轮等各类玉石器残件。
三星堆可能爆发过内战
成都封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解读了三星堆城的形成过程,以及三星堆遗址两次文化转变背后的深层原因。
孙华提到,学术界达成了共识,三星堆遗址是一处延续时间长、空间范围广的大型遗址,包含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三个大的发展时期,且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先后继承发展关系,但又存在着显著差异。
成都平原的宝墩村文化时期,由于资源争夺,各个社群纷纷在自己的中心聚落周围修筑城墙,形成了城邑林立的现象。之后又随着城邑间争斗的日益激烈,一些城邑和村落又开始消失,成都平原逐渐形成了沱江冲积扇和岷江冲积扇两大集团对峙的局面。最后的结局是沱江流域的三星堆集团最终崛起,一统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宝墩文化时期的三星堆聚落最终吞并了成都平原其他古城,成为成都平原唯一中心聚落。
孙华提到,三星堆遗址在第三大期之初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使得三星堆城从国家中心都城下降成为普通城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争夺都城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三星堆城的部分城垣遭到破坏,城市水系也因此改变,大型建筑区原功能不再,宗教祭祀场所也不复存在。
“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战争似乎是三星堆国家的内部斗争,受到最严重打击的应该是掌管宗教祭祀活动的神权贵族集团。战火熄灭以后,留在三星堆城中的人们主要集中在三星堆城的西北小城一带,另有一些人群迁往他处。正由于三星堆部分人群的迁出,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十二桥文化的聚落数量迅速增多,社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孙华说道。
(编辑:李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