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编者按】赵一曼，从川南少女到抗联女战士，她的一生波澜壮阔：拒绝缠足、投身革命，在东北领导抗日斗争……被捕后，她屡遭酷刑却坚贞不屈，策反狱警出逃未果，最终英勇就义；那封写给“宁儿”的遗书，字里行间满是家国情怀，又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牵挂。近日，赵一曼孙女回忆了这段跨越近百年的家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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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小学生，应该都学过一篇课文——《一个粗瓷大碗》，然后，就会记住一个抗联女战士，赵一曼。

赵一曼是我的奶奶，生于川南宜宾县的白花场，本名李坤泰，也叫李淑宁、李一超。赵一曼是她在抗联的名字。

奶奶从小性子就烈，她不愿缠脚，用柴刀把缠脚布和坤尖鞋砍了。直到20岁，她才得到去宜宾城里上学的机会。此前，她一直在家自习，从注音字母学起，直到能看懂《新青年》，并在向警予主办的上海《妇女周报》上发表文章，控诉兄嫂不让她上学，还逼婚！这段时间，1922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姐夫一直是她的人生导师。

在宜宾女中，奶奶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并从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7年初，奶奶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班。据她的同学回忆，她是班里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之一，革命道理懂得多。与班里许多缠过的脚相比，奶奶的“天足”也颇具优势。她在实战演习中担任“尖兵”；“4.12”政变后的“西征”，她的积极表现也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她有肺疾，身体并不好，加上劳累，“宁汉合流”之后一段时间，她都在住院。后来，武汉军校被迫停办，女生队解散，奶奶和几位女兵被编入军官教导团，进军九江，“东征讨蒋”。她在病床上听到消息，毫不犹豫地出了院，参加东征。不料，她随后又生起病来，不得不再次住院。

1927年9月，奶奶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大家都叫她毛栗子，因为她一头短发，不爱打扮，性格泼辣、坦诚。1928年4月，奶奶结婚了。我的爷爷叫陈达邦，湖南长沙人，他俩是同学。90多年后，我曾去莫斯科，寻访奶奶和爷爷的苏联时光。所看到的文件告诉我，中山大学的日日夜夜，应该是奶奶一生最幸福的日子。她渴望学习，与爷爷很相爱，生活充实而安定。

可惜，这段生活非常短暂。根据组织安排，她得回国工作。1928年11月中旬，奶奶告别爷爷，坐一段火车，然后徒步到了海参崴，再与一群人被绑起来，扮成被逐出苏联的华侨，押出国境线，辗转到达上海。那时，奶奶正怀着身孕。

回国后，奶奶先后在宜昌、南昌、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1月21日，奶奶在宜昌，将要生产，却因房东嫌生孩子不吉利而不得不搬出租住的屋子。她是在一个她连姓名都不知道的搬运工人家里，生下我的父亲，奶奶叫他宁儿，她希望孩子一生安宁。奶奶的工作东奔西走、居无定所。为了宁儿真的能够过得安宁，奶奶和我爷爷的妹妹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一起去了武汉，把我父亲托付给爷爷的堂兄陈岳云抚养。陈岳云那时在汉口经营一家纸庄，曾掩护过任弼时的革命活动，把孩子托付在那里，奶奶放心。

据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原文，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党中央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奶奶与全国总工会派到东北领导工运、化名“老曹”的黄维新假扮夫妻，先是到了大连、沈阳。奶奶在沈阳做女工工作，1932年9月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发动和领导了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后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指导开展形式多样的反满抗日斗争。在残酷的地下工作中，老曹不幸被捕牺牲，奶奶的处境也非常危险。1934年7月，奶奶到了哈东的抗日游击区。

奶奶在这里先后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常委，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的负责人，建立起抗日群众武装，解救遭受日寇细菌实验毒害的无辜百姓，打伏击，反击日伪对游击区的“大讨伐”。1935年9月，奶奶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部主任。“女共党赵一曼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这是当时敌伪报纸的报道。赵一曼这个名字，从此流传开来。

奶奶在东北时，我的爷爷在法国巴黎。他负责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出版发行的《救国时报》的印刷工作。这份报纸上有不少东北抗日斗争内容，但爷爷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妻子也在东北，在与日伪作殊死战。

奶奶所在的团，是赵尚志率领第三军主力北上作战时，由老游击区的青年义勇军组成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主力部队和打游击，团长叫王惠同。1935年11月15日，在珠河县春秋岭左撇子沟，他们与日伪军打了一场恶战。伪满报纸称这是一次“长时间激烈歼灭战”“结果匪首王惠同被捕，匪团悉数歼灭。”（王团长被捕后不久被害）此场战役中，奶奶左臂受伤。敌人撤走后，她在下山途中遇到幸未被捕的小女兵杨桂兰、铁北区委宣传部长周伯学、交通员刘福生。半夜，他们一行到了春秋屯孙恩贵家，躲进孙恩贵在山沟里挖的萝卜窖；怕敌人搜查，天不亮又转移到侯林乡西北沟老于家的窝棚里，奶奶希望在这里养养伤。

就是这个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山沟里，小窝棚顶上很淡的青烟被汉奸看见，汉奸引来一队日伪警察。刘福生刚冲出窝棚便中弹牺牲。奶奶左腿中弹，周伯学、杨桂兰一起被捕。

奶奶伤势很重，无法行走。日伪警察从小山沟外的村子里抓来四个村民，用一架破梯子把奶奶抬进村。其中一个村民后来回忆：赵一曼的伤口正在流血，血滴了一路，她还问我们往哪里抬，一路骂不绝口。这个村子，现在叫一曼村。

被押到珠河县后，奶奶不断遭受刑讯，而面对凶残，奶奶的回答是：“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这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刑讯奶奶的日本警官大野泰治后来说，与其说我们在审她，还不如说她在审我们。后来，日本人把她押解到哈尔滨的伪滨江省警务厅，种种酷刑和威逼利诱交替进行，希望可以策反奶奶。基于此，他们把身遭严重枪伤、刑伤的奶奶送到哈尔滨的医院治疗。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是，奶奶竟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策反了看管她的护士和伪警。

韩勇义，17岁，刚刚从“看护妇养成所”毕业的见习护士；董宪勋，27岁，从山东省肥城县柳滩村“闯关东”到了哈尔滨，经人介绍做了警察。实在是很难想象，遍体鳞伤的奶奶，连翻个身都要靠护士帮助，她是用什么力量策反了韩勇义与董宪勋，使二人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助她出逃。

他们几次修订，最终确定了出逃路线。韩勇义卖了她的嫁妆——一枚金戒指和几块呢料，凑成出逃路费；董宪勋家族在哈尔滨的老少四位族人也参与了出逃行动。

1936年6月28日晚9时左右，董宪勋背着奶奶出了医院，突然大雨如注，电闪雷鸣。一辆俄国人开的出租车预先停在医院门口，董宪勋的堂侄董广政在车上等候。几个人把奶奶扶进汽车，汽车从山街（现在的一曼街）开到文庙附近，又换乘小轿，由五名轿夫冒雨抬着，急急前行——坐小轿出逃，是董宪勋的族叔董传史的主意，也多亏了这顶轿子——他们到阿什河边时，木桥被水冲断了，一行人只得扶着轿子，与轿夫们深一脚浅一脚蹚过河，一夜奔走后终于到了阿城县金家窝棚董宪勋族叔董元策家里。次日后半夜，拿上提前准备好的干粮和煮鸡蛋，一行人坐上同村人魏玉恒的大车，直奔宾县。

日伪警方是29日早上发现奶奶逃走的。查到白俄司机和五名轿夫，审明一切，已是当日晚上。随后，伪警署派出30多人，坐上大卡车连夜追赶。6月30日一早，在距游击区只有20多里的李家屯附近，奶奶再次被捕。1936年7月1日，日伪的《大同报》以《红衣女匪赵一曼勾结监视警察 由医院兔脱各方严密搜集中》为题，刊出奶奶逃走消息。当日的《盛京时报》也有相关报道。4日，《盛京时报》再发消息，《女匪首赵一曼逃脱未果 被捕同逃警士及女看护均捕获》

董宪勋因受刑过重，死于狱中。韩勇义被判刑四个月，于1949年2月12日病逝。

自奶奶被捕起，即屡遭酷刑，再次被捕后，刑讯更加残酷。“登乐松和吉村二人从前川和川本那里得到命令：‘不管死活，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开口。’”这是《侵华日军战犯手记》中战犯山本和雄对他参于刑讯赵一曼的回忆。

但是，奶奶的开口始终只有痛斥和不屑。彻底绝望之后，日寇把奶奶押到了刑场。

1936年8月2日，奶奶就义于珠河。在从哈尔滨开往珠河的囚车中，奶奶对她的宁儿留下了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编辑：秋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