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网】回家的路有多长？对于被拐卖的儿童而言，这个过程可能如大海捞针。不过，在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下，中国近年来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方面破获了一批陈年积案，找回一批被拐多年的被害人。

从李素燕变回杨妞花 归零重启后面向新生

她叫李素燕，也是杨妞花。两个名字，如同她微信头像里隔着一面镜子的两个身影。从李素燕找回杨妞花，34岁的她，用了29年。

中新社报道，10月27日，刚从贵州返回河北的杨妞花说，自己3年前找到家那一刻，很多事都已释怀。这么多年一直努力寻找父母，只是想让父母知道自己过得很好。等拐卖自己的人——余华英的案件完全结束后，想放下过去，回归普通人生活。

杨妞花，是父母给她起的名字。她想找回的，不只是名字，还有那个总充满笑声的家。这些，是5岁人生被改写时，为数不多的零散记忆。一起被记住的，还有一个叫余华英的女人。

1995年，年仅5岁的杨妞花被余华英从贵州拐走。1996年，被卖到了3000多里外的河北邯郸农村。从那一刻起，李素燕代替了杨妞花。失去名字的同时，也错过了本来的生活，经历了一段此后被她概括为“委屈”的日子。直到现在，这个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依然不敢独自在封闭的空间里。

她的微信名是“宝贝回家”。这些年，她从未停止过寻亲回家的脚步，多年前在江苏务工时，就在警方的DNA数据库进行了登记。有了自己家庭后，这种想法却愈发强烈，甚至无数次幻想过见到父母的场景。

2021年，在志愿者鼓励下，她通过网络发出寻亲视频，并引发社会关注。在寻亲志愿者和网友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姐姐。还来不及高兴，却听到父母已双双离去的噩耗。

2021年的5月15日，她回到了贵州省织金县，回到了离别26年的家。她数了数，当时共有20辆车接她，比自己结婚时的迎亲车还多3辆。那一晚，她像小时候一样，紧紧挽着姐姐的胳膊，但彼此又有些不习惯。

在父亲坟前，她用一场嚎啕大哭宣泄、也诉说着积攒的委屈和思念。第二天，又去祭拜了埋在另一座山上的母亲。这一天也是她的生日，姨姨、舅舅们一下买来了7个蛋糕。这是她被拐卖后，第一次过真正的生日。

她说自己最想过的日子，就是被父母看着慢慢长大、结婚生子后老人还能帮忙带娃。喜欢，是因为“没有过”。相比委屈，她更在意父母的过早离去，这也让她变得勇敢。

此后的她，积极协助警方搜集线索。最终，拐卖她的余华英落入法网，并被送上审判席。2024年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对贵州省高级法院发回重审的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走出法庭的她，被众多媒体和来自中国各地的寻亲人士包围着。她说听到判决那一刻，眼泪第一时间就掉下来了。也是这次在法庭上，她见到了“垂头丧气、双手发抖”的余华英。这是此前四次见面中，从未有过的情景。

如今的杨妞花成了一名助人寻亲的志愿者。她想借助自己的网络影响，帮助更多有着相似经历的家庭。她一次次接受媒体采访，希望鼓励更多有同样经历的人勇敢站出来。

她在微信页面写着“归零，更新，重启，向上，释怀”。她说，没能见到父母最后一面的遗憾，虽然无法释怀，但也不会再影响未来生活。尽管少了父母陪伴，现在却并不孤独，有一起打拼幸福的丈夫、有3个可爱的孩子、有能随意开玩笑甚至发脾气的姐姐，有善良的养父，还有那么多关心她的网友和媒体。

今年6月，她特意去改了名字。她说，“回家”后的她，叫杨妞花。她想把这个名字一直叫下去。

找回“梅姨案”9个孩子 人脸识别起关键作用

在寻亲公益网站“宝贝回家”上，有这样一条信息：欧阳佳豪，男，出生于2002年11月，失踪时间2005年5月26日，脸蛋圆、皮肤白。最近，这条信息已被标注为“已找到宝贝”。

综合《广州日报》、央广网报道，欧阳佳豪是在中国备受关注的“梅姨案”中最后找到的孩子。至此，该案的9名被拐孩子均已找回。

欧阳佳豪的父亲欧阳国旗10月25日表示，2005年，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一村庄的一处，欧阳佳豪在门口嬉闹，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孩子便杳无踪影。事后，欧阳国旗了解到，儿子是被一名叫张维平的男子拐走。据张维平供述，其拐卖的儿童都是通过一个被称为“梅姨”的女子转卖。孩子被拐后，欧阳国旗回到了湖南老家，靠种田和打零工生活。19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孩子的下落。9月20日，欧阳国旗收到关于儿子的消息。经DNA比对成功，失踪将近二十年的儿子终于找到。

在欧阳佳豪被找到之前，还有一名被拐儿童钟彬也于近期被找到。值得一提的是，人脸识别技术在寻亲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找到这两名被拐儿童的是同一位警员——江西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庐山车站派出所的汪挺。据他回忆，今年9月3日，他接到一通求助电话，来自江西赣州南康区失踪儿童钟彬的父亲钟丁酉。钟彬于2003年出生，2004年在广东惠州被拐。

了解情况后，他立即与广东警方联系。经与广东广州增城警方对接案情后，获悉钟彬有明确线索被卖到广东河源紫金县。警方经大数据分析研判发现，紫金县一男子与被拐儿童钟彬高度相似，而广东梅州五华县一男子也与被拐儿童欧阳佳豪高度相似。

经采集DNA，确认这二人就是被拐儿童钟彬、欧阳佳豪。

另一名被拐儿童申聪的父亲申军良透露，随着人脸识别等技术的进步，寻亲之路有了显著的进展。“科技越来越发达之后，像今年找到的钟彬、欧阳佳豪，知道被‘梅姨’卖到了大概什么地方，之后进行跨年龄识别。”

汪挺介绍，技术进步之外，还要配合警方多年积累的线索，让目标范围一步步缩小。“如果没有前期的工作，在广东省内和钟彬、欧阳佳豪长得像的人可能有几千个。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会变得非常困难。”

2021年，中国公安部查找被拐失踪儿童的专项行动“团圆”行动开展以来，各级公安机关对打拐DNA数据库进行了清理，重新采集、扩充血样数量，完善更新相关信息，这为更多家庭团圆创造了可能。

“梅姨案”9名被拐儿童被找到，但“梅姨”到底是谁？

在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期间，先后有9名儿童被张维平等人拐卖。张维平被抓后供述称，这些被拐的孩子都是经由“梅姨”的中间人转卖的，此案因此被称为“梅姨案”。警方表示，关于“梅姨”的证据仅限于口供，并未发现其他实质性证据。关于“梅姨”是否真实存在，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2013年后拐卖现象明显减少

余华英、“梅姨”的案件，在寻亲和审理过程中引起了很高的社会关注，多次成为社交平台热搜。实际上，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高峰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分析人士称，公众对余华英等人的激烈声讨，可以说是这类犯罪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和愤怒在积累几十年后的爆发。

北京《三联新闻周刊》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外国刑法与比较刑法研究所所长王志祥表示，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高发期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这个现象到2013年后就明显减少了。”但是在2013年之前，有个重要的节点是2009年——“2009年之后，我们国家对拐卖犯罪不仅只是严厉打击，也开始有了预防、救助、安置、康复等工作，思维有了转变。”王志祥说，此后，公安机关依托公安信息网络建设，建立起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失踪人员信息系统、DNA信息系统等。另外，民间反拐的潜力进一步被挖掘，一些互联网企业参与反拐工作，实现了民间组织与官方平台的合作。

“现在的拐卖儿童行为与上世纪相比，出现了依托互联网的新型儿童拐卖行为。”王志祥举例称，比如引诱儿童参与不当网络消费，通过对儿童进行利益诱惑或者人身威胁，发展成为线下并拐卖。这种拐卖儿童的行为更加隐秘，相比传统的拐卖犯罪，侦破难度更大。

人民网指出，近年来，DNA信息库、人脸识别、大数据筛查等技术手段的成功应用成为破获拐卖儿童案件的一大“利器”，显著提高了打击拐卖儿童的精准度和破案率。同时逐渐筑起了打击拐卖犯罪的堤坝，也让违法犯罪的空间渐次压缩。

（编辑：唐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