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记者靖树综合报道】在2026年法国市镇选举中，围绕“治安”问题的政治纲领博弈处于白热化程度，“增加警力”、“增加摄像头”、“市政警察武装化”等口号比比皆是。
针对“安全”这一根本性社会命题，记者关注了聚焦基层官员和安全协会负责人实践经验的著作《安全：我们的公共福祉》，及其两位作者——黑达·迪迪（Réda Didi）、让-马里·戈达尔（Jean-Marie Godard）近日在法国智库让·饶勒斯基金会讲座上的发言。在此次研讨会上，警察局长、内政安全部队数字局先进技术部负责人哈娜内·巴基维（Hanane Bakioui），与主管预防、安全与市政警察事务的左翼巴黎副市长尼古拉·诺德曼（Nicolas NORDMAN）等嘉宾们分别从执法与司法、协会、地方官的实务角度讨论如何改善社会痼疾。
其中，黑达·迪迪是“法国种子”协会（Graines de France）总干事、地区预防与安全问题专家，曾担任打击种族主义及反犹太主义跨部会代表团（DILCRAH）副代表，并随后在城市、青年与体育部担任城市政策顾问。另一位作者让-马里·戈达尔是深耕公共安全问题的记者，写了多部相关著作，其中包括他在法国各地跟随警察执勤见闻的《警察心声》。
总体说来，作为“公民首要的自由”，安全不只涉及警察和监狱，而是一个始于教育和街头调解、终于公正审判的整体链条，需要多环节参与者共同努力，任何一个环节的“贫血”（特别是司法），都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失效。嘉宾们也结合一线经验，探讨了这个链条上的多重问题和解决方向。
1.右翼镇压、左翼松懈？没那么大分别
在市政竞选承诺中，右翼候选人往往通过“全面武装化”（半自动武器、无人机、24小时监控中心）等强硬策略来强化危机感，将市长塑造成国家主权退缩后的“最后守卫者”。一般来说，中间派与温和左翼则更聚焦预防性的社会环境治理方案，例如通过改善基础设施（街道照明、广场空间改造）来降低犯罪诱因，也因此面临“力度不足”的质疑。
不仅如此，左翼内部在安全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更“务实”的成员承认警察的必要性，接纳“共和派秩序”，而部分左派认为安全是右翼的陷阱，选择聚焦社会工作来解决根源问题。
不过，上述对基层多有了解的嘉宾们均认为，被大肆宣扬的“左右之分”在一线工作中并不明显,“预防”与“镇压”的边界业已模糊。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权利，安全不应被意识形态标签化，也不应被派别所束缚。
例如，在让-马里·戈达尔看来，所谓的意识形态口水战，更多是竞选宣传的政治操弄，“主要是政治人物在竞选期间的责任”。越接近基层、分歧越小：“人们不讲意识形态，讲的是解决办法。”
同样，黑达·迪迪认为，认为左翼只谈预防、右翼只谈镇压的说法很荒谬：“地方民选官员、地方安全与预防委员会、调解员、协会，各层级的警察、宪兵都很清楚，真正有效的仍是同时考虑预防和镇压的‘安全链条’。这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他还举例道，自萨科奇时代起，内政部长的职能被大大“表演化”了。政客们习惯于在发生事件后，立即上电视许诺“解决问题”，随后开启一个“新机制”、“新周期”的循环，但这种做法往往只为应对舆论压力。以前任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发起的打击毒品交易点行动为例，这种行动虽在镜头前很有力度，但仅仅打击了末端环节。真正的重点应是打击毒品贩运链条和流入路径，而不是大张旗鼓地清理几个交易点。
2.“警察抓人、法官放人”？司法还处在“石器时代”
谈到意识形态分歧，警察与司法部门合作时的嫌隙也常被用来举例。2021年，法国警察工会甚至喊出了“警察的问题在于司法”的口号，指责法官轻易释放犯人。
不过，嘉宾们表示司法松懈表面是因为“法官太左”，实则是“司法赤贫”导致的“系统性溃败”。事实上，法国每10万居民仅拥有11.3名法官，而欧洲平均水平是22名。警察在街头抓了人，但司法因为积压太重只能“择优处理”：“当警察把装满证据的卷宗交给检察官，后者却头也不抬地告诉他，因为没有足够的庭审员，这个案子要排到18个月后。”
职业生涯从基层警员开端的哈娜内·巴基维也补充道，警察和法官是在“同一条船”上，造成执法和司法系统合作不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制度性原因：法国法律程序极度复杂化，法官受到程序法的严格约束；其次，如果没有足够的书记官去记录案卷，程序就会出错，律师就会利用程序漏洞撤案。
比如，她强调问题之一在于，“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法律程序极度复杂化、办公手段极其落后的矛盾”，在“用19世纪的程序法，去审判21世纪的犯罪”：有时，警方在无特定授权的情况下提取了某个云端数据，那么即便罪证确凿，法官也会因为‘程序违规’而宣布证据无效。这种关于“正义的成本”和“证据严谨性”的争论，是警察和司法“制度性互不信任的核心”。
又如，她感到“最挫败的时刻”是，团队利用先进技术截获犯罪分子的加密通信，但法官却因缺乏司法专家来验证数据来源合法性，而不得不驳回证据。
让-马里·戈达尔补充道：“警察的逻辑是：‘我看见他卖毒品了，我抓住了他，我有照片。’司法的逻辑是：‘证据链能否闭环？是否有第三方证人？是否存在诱供风险？’”，但“由于法国司法机构太穷，法官没精力去跟警察沟通‘为什么这个案子我没法判’。警察只看到嫌疑人第二天又回到了街头”。
也就是说，如果不通过司法改革，来解决警方“结果正义”和司法“程序正义”之间的鸿沟，任何安全政策都是空谈。
除了缺人，司法系统的技术配置水平也落后。让-马里·戈达尔介绍道，一位地方法官透露，连“办公软件还是20年前的版本”。《安全：我们的公共福祉》同样提到，技术的高峰与处于“石器时代”的司法形成了荒诞对比：高科技监控不仅没有提升正义，反而成了“昂贵摆设”。它安慰了选民，却不能有效定罪。
此外，法国司法系统还面临“立法泛滥与司法化过度”的系统性过载问题。哈娜内·巴基维透露，社会陷入了“每出一件新闻、就立一部法”的怪圈，导致法律条文爆炸式增长。事实上，这种被动立法模式导致法律框架碎片化、缺乏长远规划。公众倾向于将所有细琐纠纷“司法化”，导致报案量激增。由于担心被投诉，检察官也不再轻易归档结案，导致案件不断堆积。此外，受欧洲判例（如欧洲人权法院）的影响，司法程序日益繁琐。哈娜内·巴基维举例对比：在她职业生涯初期，拘留手续只需20分钟，而现在则需1.5小时。她虽不反对保障人权，但这些增加的义务导致效率大幅下降。
令人叹息的是，由于大量案件处理时间长达15到20年，法国多次被欧洲人权法院裁定为“拒绝司法”（Déni de justice）。对此，法国政府并没有增设职位来缩短审理周期，反而却设定了“花钱买时间”的补偿机制：如果案件超期未审，政府会按司法部的官方标准提供赔偿，以免再次被告上国际法院。司法“延迟”已被标准制度化。
由此可见，目前的司法困境由程序复杂、资源匮乏及过度司法化共同导致，这最终加重了安全治理的恶性循环。不过，比起投入长线资源改善司法系统待遇，政府更愿花钱买摄像头，因为“在选票上见效更快”。
对此，除了呼吁在政治意愿、预算分配做调整，几位嘉宾们也提出了基层改善办法，例如改革陈旧的诉讼程序法，为一线警员配备移动取证终端，即时将证据数字化。法院增设人手协助法官快速认定电子证据，缩短从“抓捕”到“判决”的时间：“如果警察能在街头用平板电脑实时录入证据，并同步给检察官，这种效率本身就是对犯罪的极大震慑。”
巴黎副市长尼古拉·诺德曼则提议司法部门与地方民选官员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便为“不同犯罪轨迹”的犯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社会解决方案。他提到，巴黎创建了“公益劳动机构”，旨在为被判刑人员提供监狱以外的替代方案。
3.社区警务消亡、市政警察崛起：修复撕裂的警民关系
在分析警务模式变迁时，几位嘉宾都强调2004年是个“代际断裂点”：2003年，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奇对警察群体发表了著名的图卢兹讲话，称“你们的工作不是组织足球比赛，而是逮捕罪犯。”
社区警察出身的哈娜内·巴基维认为，废除社区警察是一个根本性错误：过去的警察与社会房东、楼管、家庭建立了更紧密联系，这种“熟人社会”的治理模式对犯罪有天然抑制力。当社区警察存在时，毒品交易点远少于现在。
也就是说，这种一刀切的声明宣告了法式“社区警察”模式的终结，警察不再是社区的一部分，而是像军队一样空降到街区突击检查、抓捕、迅速撤离。换言之，从2004年至今，整整一代居民从未见过那种融入社区生活的警察。
长期关注基层警员的让-马里·戈达尔将现状描述为警察的“潜水艇化”：“警察缩在玻璃密封的巡逻车里，或者躲在监控室屏幕后，失去了与街道的触感……他们也失去了民众的信任。”黑达·迪迪也犀利地抨击道，“只管抓人、不管后续”加剧了安全链条脱节，大量的逮捕行动缺乏后续的司法跟进和决策，仅仅是数字上的繁荣，并不能真正提升社会安全。
作为解决方案之一，哈娜内·巴基维介绍了目前在巴黎试点的“数字邻里警察”模式：该机制利用加密终端建立警察与社区（商户、协会）的直接数字链条，允许居民在“风险苗头期”就进行反馈。此外，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对监控录像进行自动打标和生成自动化报告，大幅缩减警员处理现行案件的行政时间，让后者有更多时间投入到街头巡逻中。
此外，市长们正试图通过“市政警察”补上被切断的警民纽带。不过，这一模式又带出了贫富城市差距的忧虑：财力雄厚的城市可以雇佣庞大的市政警察队伍，一些市政警察甚至穿着类似特种部队（GIGN）制服，开着顶级警车，配备了比国家警察更精良的枪支。与此同时，治安压力巨大的贫困城市却往往因财政限制，无法提供同等保护。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基层执法实行国家统一考试和按排名选岗制度。这导致像圣德尼等高风险地区往往分配到的是缺乏经验、排名靠后的新人，造成了“最困难的地区由最年轻的警察管理”的结构性矛盾。在某些高风险街区，由于警力不足，接到暴力事件举报后，警方有时因风险评估过高而无法及时出警，建议受害者次日自行前往警局，这种延迟处理加剧了安全隐患。这样看来，警察保障安全更像是一种取决于地方政府预算的“定制服务”。
4.犯罪模式的深刻异变：如何瓦解毒贩的“平行政府”
目前，法国贩毒活动不再局限于特定郊区，而是蔓延至中等城市（如雷恩、南特），甚至偏远地区。毒贩也不只是“本地熟面孔”，全国范围内的“跨区打工”（如巴黎圣但尼的毒贩去南方交易）形成了职业化的流动犯罪网络。传统的交易点正在萎缩，取而代之的是送货上门的模式，以绕过对实体据点的打击。
不仅如此，通过经济手段控制整个街区的日常生活，贩毒集团甚至建立了一套“平行政府”：毒贩会组织派对、赞助社区活动等方式“收买人心”，甚至承担了部分社会福利的功能：“在某些街区，毒贩会给失学青少年发‘工资’，让他们当哨兵，给单亲妈妈发补贴。‘毒品福利’比国家补助来得更快、更直接。”毒资已渗透进基层经济链条，这导致一旦交易点被毁，当地甚至会出现房租断供等次生经济问题。
针对这个治安毒瘤，一些地方官员开始转向“经济战”。例如，上述巴黎副市长尼古拉·诺德曼就介绍了行政查封洗钱店铺、打击黑钱流转的做法：“法国每年毒品交易利润高达35亿欧元。如果我们不去切断这些钱流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单纯在街头抓几个小贩是没用的。安全必须是一场‘经济战’。”
此外，两位作者还提到重点在瓦解毒贩的“平行政府”：首先，黑达·迪迪强调提高当地居民和协会的参与度，例如地方安全与预防委员会（CLSPD）应让受害最深的居民参与构建解决方案，因为后者更了解街区的运作模式。不仅如此，他建议将不同相关协会深度纳入CLSPD，以便使社会中介和协会进行实时信息上报与决策参与。
其次，国家必须重新进入被毒贩控制的街区，通过恢复邮局、银行、体育馆等公共服务抢夺年轻人，切断毒贩的募兵基础。
因此，除了上述提到的司法和警察改革，改善治安不仅是防御性的，更是建设性的（教育、就业、公共服务）。只不过在现实预算分配方面，“硬安全”（武装）往往比“软安全”更具选票吸引力，导致地方预算向硬件倾斜。
5.“硬武装”吸引选票、“软安全”任重道远
如上所述，有效的安全治理是建立由市长牵头，警察、法官、校长、社工共同参与、实现信息共享与快速响应的安全机制。黑达·迪迪介绍道，目前基层治理极度依赖“三驾马车”——省长代表、校长与地方政府代表三方的个人能力与协作。但由于官员任期短、流动快，一旦核心“三驾马车”中有人离任，原本高效的治理体系往往会陷入“人走政息”的困境，缺乏制度性的长期保障。不仅如此，是否愿意为预防支付成本，直接决定了社会公共财产的安全系数。例如，黑达·迪迪对比了两个同类城市，发现单纯依赖摄像头和警察（镇压）的城市，在社会动荡中的损失远高于同时投入专业教育、社区预防和协会建设（预防）的城市：“大家不要只比摄像头数量，而是要比谁能把学校、街道、法院和警局重新连接起来。”真正的安全源于社区的韧性与个体的归属感，否则只是一种昂贵且脆弱的临时维稳。
例如，摄像头可以取证，但只有调解员和警察走进楼道、叫出孩子的名字，才能预防冲突。然而，社会调解员的支出往往因其“不可见性”而被砍掉：“我们最此外，成功的预防项目是‘全天候学校’和‘街头调解员’。当调解员发现某个孩子在校外游荡，他会立刻介入。这笔钱看起来和治安无关，但它是在减少未来的犯罪人口”，“如果一个国家只愿花钱盖监狱，而不愿意修体育场，那么它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全。”
安全的本质是教育：犯罪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贫困、社会孤立和身份认同的产物。安全政策必须能区分“纯粹刑事犯罪”与“因社会边缘化导致的社会反抗”，并通过体育、艺术项目及失学青少年重返校园计划，从源头预防暴力。许多年轻人因教育缺失而感到被国家“抛弃”，导致学业失败和国家认同感丧失，最终滑向犯罪。
总体来说，治安问题并非单维度的犯罪，因此有效的安全策略必须是从“靠警察抓人”转向“多部门协作”的组合拳。面对像毒品、青少年暴力等顽疾，需要构建一个由调解、预防、专业打击和司法效率共同组成的“安全连续体”。它们预防、干预、惩治的协同深度，直接决定了治理的成败。
（编辑：法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