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大力

【欧洲时报网】安德烈·马尔罗是一位驰名全球的传奇人物。2026年是他五十周年忌辰。

图为安德烈·马尔罗。（图片来源：Wikipedia）

新年伊始，法国文化部正式启动“2026，马尔罗年”，通过在全国举办的130多项活动，“展现这位富有远见的文化智者的方方面面”。首先，作为揭幕活动，勒阿弗尔市推出安德烈·马尔罗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马尔罗与现代艺术大展》。安德烈·马尔罗国际协会同时配合，召集“安德烈·马尔罗艺术旅游研讨会”。一系列大规模追念马尔罗的国际文化活动也已启幕。美国纽约大学的“法兰西之家”围绕《马尔罗与担当》主题，举办隆重文化活动，表明马尔罗不仅是当代法国文豪，更是一位光扬世界文化遗产的推浪弄潮者。

当然，马尔罗首先是一位二十世纪的人文主义作家。笔者起始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审视他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巴黎教科文总部任职时，受中国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委托，特约龚古尔文学院院士罗布莱斯写一篇关于《马尔罗与中国》的文章，由我亲手译成中文在北京《十月》杂志上刊载。罗布莱斯的文章题为《马尔罗，中国革命的预言者》。罗氏开篇谈及他自己于1935年读了马尔罗的小说《人类的境遇》，“心中燃起一团火，渴求目睹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深刻变化”。于是，他自马赛港乘船适海防，再奔到云南府（今昆明），欲由彼进入中央苏区，观看“另一种生活境遇”。

事实是，众多像罗布莱斯这样的年轻人，受到马尔罗小说的感召，产生了热烈的“中国情结”。英年早逝的法国作家兼记者彼埃尔·古赫塔德在自己的小说《红场》里，描写法国当时青少年的思想状态，说：“《人类的境遇》中一些话，成了这些青年人在生命的悲剧性时刻获得启迪的箴言”。有人受这部作品影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近日，在中国执教多年的法国专家，文学教师梅涛也向笔者证实，《人类的境遇》当年确于法兰西文坛别开生面，与传统小说决裂，在一泓水中掀起激浪。读者反应强烈，社会效应深广，实可谓一个“奇迹”。

谈到马尔罗本人，他自1924年开始与印支共产党人联系，公开痛斥法国殖民主义政策。翌年八月，他到香港和澳门，风闻中国内地的动荡，于1928年发表《征服者》（Les Conquérants），转述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叶挺等领导广州工人和士兵起义，继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在东方建立了“广州公社”。这是马尔罗创作早期的第一部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小说，虽然情节虚构，表达的是作者个人革命浪漫主义的哲理，但向世界传递出法国社会革命，乃至国际工人运动在东方古国的回响，吸引了众多欧洲人对中国社会形势的关注，在地图上留下印痕。

影响更大的，则是马尔罗1931年再度到中国，写出小说《人类的境遇》（La Condition humaine），于当年12月7日荣获龚古尔文学奖，最后入选法国中学课本。该书起初流传的中译名是《人类的命运》。其实，作者在此书意指人类生活的环境，而非预卜一种命相。同《征服者》一样，《人类的境遇》也是虚构作品。观其叙述论议，小说虽文采遒劲，追惊人之奇，但非求其实，它仅以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为载体，情节事态几近荒诞。小说里，领导上海工人起义的，竟然是一个名为“Kyogisors”的欧洲白人与日本混血的革命领袖，周围是一帮外国人，其中有身为军火商的贵族男爵。一伙来历不明的域外人，在上海闹革命，各表其革命观，全然脱离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难得中国读者认可。不过，马尔罗揭露了蒋介石血腥镇压上海工人起义，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在矛盾的境遇里博得热爱自由者的同情。或许，作者是以选“人类友爱”为主旨，引起了当年法国社会的共鸣。

在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时，马尔罗宣称：“我唯一系于心怀的，就是表达人类的崇高意向。我在生活中曾经遇到过一些遭受镇压、被杀害的中国共产党人，我正是为这些牺牲者而写作的。至于那些将欲望置于崇高之上的人，还是让他们远离这部书。因为，此书并不是为他们撰写的。”

马尔罗曾于1927年加入过法国共产党。他在前半生一直倾向于共产党人。1933年3月，他参加了法共领导人多列士和瓦扬·古久列创立的“革命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的活动。同年，他在柏林为受到纳粹迫害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德国共产党总书记台尔曼发声请愿，呼吁释放他们。六月，他应邀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结识了高尔基和艾森斯坦；后者表示愿将小说《人类的境遇》搬上银幕。但是这一回，他因批评斯大林，为托洛斯基辩护遭受冷遇。二十余载后，马尔罗联合罗杰-马丁·杜卡尔、莫里雅克和萨特致信法国总统，抗议法国殖民当局对共产党人阿莱格施以酷刑。上世纪八十年代，阿莱格本人曾亲口痛切地向笔者详述过此事。

1937年12月，马尔罗发表小说《希望》（L'Espoir），正当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在特鲁埃尔战役失利之时，几乎跟伊文斯和海明威二人合作的纪录片《西班牙的土地》一同问世。这部小说与《人类的境遇》不同，内容完全是作者亲身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记述了西班牙民主斗士们与佛朗哥法西斯暴徒斗争的惨烈岁月。

西班牙内战爆发于1936年，具有冒险气质的马尔罗闻讯前往，主导成立了有五十来个国家三万多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马尔罗自己充当飞行驾驶员，执行过多次任务，还在战斗中受过伤。他通过主人公马努埃尔之口，描述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劳动者总联合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西班牙共产党”既联合又矛盾，但一致对付受到德意法西斯支持的长枪党的斗争。马尔罗对上述不同意识形态的各个派别不抱极端偏见，而坚信西班牙共和派自由事业的正义性。小说《希望》共分三个部分。作者开篇声称：“革命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希望”。这里，他指的是“对人的希望”。小说写到1937年3月18日共和军在瓜达拉哈拉战役大捷，革命前途充满希望为止，并未涉及尔后西班牙内战的悲剧，故书名为《希望》。这无疑是他一生中写出的一部文学杰作，作者突出“友爱拯救人类”的主导动机，具有相当的历史和和哲学价值。阿拉贡曾这样评论这本书说：“《希望》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一本让我们最崇高的理想直面最为紧迫现实的作品。没有任何一本书能与之相比拟！”，连右翼作家蒙特朗也都赞叹：“阅读《希望》，让人常联想到托尔斯泰”。

1942年，马尔罗加入反纳粹德国侵略的“抵抗运动”，化名“贝尔热上校”（le colonnel Berger），一度被德寇逮捕关押。经法国内地军营救出狱后，他领导了阿尔萨斯-洛林游击队，在彼结识戴高乐将军，成为戴氏的拥趸。自此，马尔罗彻底转向了维护民族独立的戴高乐主义。戴高乐将军则视他为挚友，在其《希望回忆录》一书中坦腹赞扬道：“在辩论中遇到重大命题，他明晰的见地总能帮我驱散阴影”。巴黎解放后，马尔罗于1945年11月被戴高乐将军任命为新闻部长，后转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1969年4月戴高乐隐退，他随之辞去政府职务。年底，马尔罗到戴高乐的故乡科龙贝-双教堂与他崇拜的前共和国总统叙谈，不觉时移。1970年11月12日，他到科隆贝-双教堂参加了戴高乐将军葬礼，深切哀悼伟人辞世。事后，他曾向友人宣称：“那是一个真正为骑士举行的葬礼。……本不应该把戴高乐将军的遗体放进一具棺木，而要让他像骑士一般悬驾于圆木高标”。

马尔罗本人也颇像一位“文坛骑士”，他一生著作颇丰，除上述《征服者》、《人类的境遇》和《希望》外，主要尚有《纸月亮》（1921）、《西方的诱惑》（1926）、《王家大道》（1930）、《可鄙的时代》（1936）、《艺术创造》（1948）、《阿尔腾堡的胡桃树》（1943）、《沉默的声音》（1951）、《神祇的变态》（1957）和晚年的《逆反回忆录》。其中，最引起笔者关注的是《西方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l'Occident）。法国作家克洛德·普兰特别向我推荐这本书。在这部比较文学著作里，马尔罗通过一个旅法华人跟一个到中国的法国漫游者之间的书信对话，表现西方文化对中国知识界的诱惑力。他写道：“西方精神始终力求赋予其所珍视的事物以永恒的特性，其中蕴含着一种征服时间、使时间成为形式囚徒的尝试。”他接着又说：“欧洲这座大墓地，只有征服者长眠于此。由于炫耀自己显赫的声名，而越来越悲伤。忍受孤寂的老兄，你留给我的只有一片荒芜的地平线和绝望的反照”。在此，作者发出的是否是现今所谓“西方衰落”的先声，亦未可知。诸事难以具论，但马尔罗却表露了自己并不赞同西方文明优越论，而趋向于探寻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一个西方人秉持这种观念，实为难能可贵。尤其是在西方文化霸权依旧的今天，欧美一些政客仍在全球推销西方价值观。且看，美国堪萨斯州的赫文坦村今朝竟然成为公开叫嚷“白种人价值至高无上”的温床。

马尔罗是一位知识渊博，辛勤耕耘的艺术史家，他最早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倡导多元文化，突出“艺术在人类命运中的关键地位”。在他担任法国文化部部长期间，马尔罗努力保护法国文化遗产，尤其注意让文化惠泽全民。在亚眠和格勒诺布尔等十座重要城市里建立起“人民阵线”性质的大众“文化之家”。他普及文化艺术，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重要业绩，在法国有目共睹。

马尔罗还是一位功绩卓著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家。1935年11月4日，他在国际作家协会发表演说，呼吁保护文化事业。1960年他远赴墨西哥，在北美发出拯救非洲的努比亚古迹的号召。彼时正值乍得、加蓬、刚果和中非共和国宣告独立，面临着文化复兴的迫切前景。1966年3月30日，马尔罗在达喀尔出席第一届“国际黑人艺术节”，支持桑戈尔和西塞尔维护黑人文化特性的尼格罗德理论，维护非洲的民族尊严。迟暮之年，他再次造访墨西哥，参观墨西哥城的国家博物馆，见证了印第安人在哥伦布抵达美洲前早就有了高度发达的阿兹台克文化艺术。他指出：“印第安人给偶像奉献花朵，其智慧发挥先于欧洲的雕刻艺术”。作为一位文化高蹈者，他重视各民族本地的智慧，拒绝任何形式的欧洲中心主义，始终以个人在周游世界中的生活体验为本，不像法国的谢阁兰、克洛岱尔和圣琼斯那般，在对待东方不发达国家民族文化上采取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

马尔罗早年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梵文和汉语，对东方艺术和亚洲历史文化兴趣甚浓。为此，他很早就携妻克拉拉踏上柬埔寨的土地，直奔高棉密林中的吴哥石窟，收集大量东方文化资料进行研究。这之后，他驾飞机到非洲，找寻《圣经》中记载的萨巴女王遗址。他不停地漫游世界，从中亚至北非，再到南美，踏遍世界各个艺术圣地，深层探究并发掘了艺术的广度和奥秘，不断丰富自己的普世艺术观，从而创立了以影视为传播形式的“想象艺术馆”。这一新颖的文化艺术模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笔者在巴黎期间看到他出镜拍摄的系列艺术纪录片，就仿佛亲临各类艺术博物馆一般，浸润在艺术世界之中。

记得，笔者1978年初到法国，在巴黎大歌剧院观看芭蕾舞，从座位上抬头仰视歌剧院大厅的彩绘天花板，圆顶上面画有《天鹅湖》《火鸟》和《魔笛》等舞剧的图案。听一起观剧的法国朋友介绍，这是夏加尔应马尔罗之请，特意绘制的作品。实际上，夏加尔这位白俄罗斯血统的画家，在法国受到了文化部长马尔罗的特殊关照，从而得以在异邦发挥他的绘画才华。可见，马尔罗对艺术家的亲切关怀和爱护，对艺术创造的指导到了多么具体的程度，令众人难以忘怀。

马尔罗是一位笃学文化人，但他并非出身于书香之家。1901年11月3日，他生于巴黎近郊邦迪森林镇。母亲贝尔特是一个食品杂货店主的女儿，父亲为一平庸的箍桶匠，均属庶民。父亲系自杀身亡，死前生疑自问：“谁知道俺死后会怎样？”马尔罗始终记着父亲这句悲惨的遗言。老马尔罗怎会想到，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代智者，名播世界的大作家，更不会料到马尔罗在辞世五十年后的今天，法国全民举办如此大规模的“马尔罗年”，号召年轻一代更深切地了解法兰西民族的形象，继承马尔罗的文化遗产。

值此马尔罗年之际，笔者联想到逝者所怀的“中国情结”。他从年轻时就研究中华文化。如前所述，1925年和1931年，马尔罗曾两度访问中国。1965年，他作为戴高乐将军的使节第三次访华，会见了几位中国革命领导人，表达对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钦佩，一睹在中国大地上“人类境遇”的丕变。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访华前，还特约他前去详谈跟中国接触的体悟。

现今，法国民众一齐追怀马尔罗对社会文化的贡献，伽里玛尔、弗拉玛里翁和格拉塞等各大出版社纷纷重版马氏的大量文学著作和艺术研究。巴黎“马尔罗之家”扩大开放，举办马尔罗生平创作和艺术活动展览。各大传媒组织多种学术辩论会以及文娱演出，特别号召重读他记载诸多“风流人物”，描绘“枯叶沃土兆丰年”的《逆反回忆录》。

一个来自远方东方国度的中国行者，自然会寄思他安息的巴黎先贤祠，奉献自己一瓣心香，并祝中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文化汇流地久天长。

（编辑：李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