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记者 靖树】近日，欧时采访了法国政府经济研究观察中心（Rexecode）总经理德尼·费朗（Denis Ferrand），邀请其分享对中欧经济形势的思考。德尼·费朗主要负责法国经济形势分析及宏观经济整体预测，并担任政治经济学协会副主席一职。
面对中国的“超级竞争力”与美国的“超级吸引力”，费朗在“贸易保护”与“开放”的二元对立之外，勾勒第三条路径：一条基于中欧“互补”与欧洲“自强”的逻辑。
用关税筑墙，还是以创新突围？欧洲面临“生产还是进口”的抉择
在一篇发表于《回声报》的文章中，德尼·费朗将中国的竞争力优势，称作欧洲必须面对的“第二次中国冲击”，并提出2026年欧洲必须就“生产还是进口”做出根本抉择。
那么，如何评价“提高关税来保护生产”和“接受进口、推动内部市场改革”这两种做法？它们的阻碍分别是什么？
对此，费朗表示，之所以欧洲正面临第二次“中国冲击”，是因为即便欧洲描绘了一个极其巨大和清晰的需求前景（特别是经济发展脱碳化），却没能创造出相应的供给条件。相比之下，中国却懂得如何自我定位、并构建起与该市场信号相对应的产业供给。
那么，欧洲是会选择加关税本土生产，还是进口？德尼·费朗举例道，在19世纪，面对工业上遥遥领先的英国，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初创产业保护”思想：当时，德国关税同盟正在形成，德国致力于为自身新兴产业创造庇护条件，使其在初期尽可能成长，再逐步参与更广阔的国际竞争。这也是德国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的关键一环。
费朗认为，欧洲面对的局势与德国当年有相似之处，为建立面向未来的产业体系，“新兴产业”显然尤为重要。然而，欧洲的相关投入和准备并不充分。
还是以德国为例：德国过去高度自信地认为，本国工业产品无惧海外竞争。然而，在一系列工业领域，中国产品质量已与德国产品相当，有时甚至更优。这对德国造成了实质性的工业冲击，也促使前者重新审视欧中经济关系。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是关税壁垒保护市场的盲目拥护者，因为这会导致欧洲失去技术发展动力、错失产业领导地位。费朗强调，现在应考虑的中欧经济的互补空间。
以光伏板为例，费朗认为挑战中国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基本没有意义。欧洲更需要思考自身在哪些产业和技术领域仍有优势？能否在设计、创新、质量和运营效率等方面实现突破，双方形成互补、而不是必然走向冲突。
当被问及互补的具体例子时，费朗表示在众多细分领域（利基市场）都存在机会：例如，欧洲在功率电子、成熟半导体、生物科技等领域拥有内部优势和相当强的竞争力，因此在这些领域合作是可行的。
总体而言，费朗认为，面对“中国冲击”，基本上有两种回应：要么以中国存在补贴为由进行自我保护、施加关税。
或者，更重要的是，这会迫使欧洲自问是否有能力存在于市场竞争之中，并在令人满意的、具有竞争力的条件下进行生产。欧洲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就是确保自身在特定领域（如生物科技、功率电子等领域）的技能得以保持、加强，并提供原创性供给。
27套规则vs一个市场：深化欧洲内部市场运作的阻碍
费朗曾撰文指出，欧洲的增长源泉在于“清除内部市场壁垒”，深化内部市场运作才能达到合适的市场规模。由莱昂内尔·丰塔涅（Lionel Fontagné）撰写的报告曾指出，深化内部市场运作带来的收益，与自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以来、欧洲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规模相当。以电信运营商为例：在欧盟27国运营时，电信运营商需要面对27种监管体系，而无法像在美国市场那样以一个大陆的规模运营。
深化内部市场运作则能形成一个统一体系。然而，该进程几十年来进展缓慢。那么，费朗如何看待欧洲清除内部市场壁垒的前景？这一进程会在外部竞争中如何加速？
对此，费朗表示问题是，该进程的收益并不会均匀分配：主要受益者将是仍处于追赶过程的中东欧国家。如不进行改革，像法国这样发展更完善的国家所获收益将微乎其微。
因此，面对这个高度政治化的欧洲独有议题，决策者需要权衡其他因素，经济考量并非决策的唯一依据：目前，“联邦式飞跃”（将更多职责从国家层面转移到欧洲层面）在政治上还难以被接受。
虽然欧盟知道该做什么，恩里科·莱塔和马里奥·德拉吉的报告都清晰地指出了这一点，比如需要构想第28套法律体系来覆盖整个欧洲大陆，但实现起来有困难。
中欧技术转移：要“互补”而非“组装”，需“自强”而后“合作”
费朗曾在文章中提到“从中国向欧洲转移技术”，并且“在过去，此类技术转移总是从生产成本高的地区、流向成本较低地区”。那么反过来，在成本条件明显高于中国的情况下，欧洲又该如何创造有利条件以实现技术的反向流动呢？
对此，费朗表示，他实际上想强调的是技术转移的某种悖论性：技术转移通常是为了维持一种正在过时技术的存活。也就是说，人们依靠更低的成本条件，来延续这项技术的生命。技术转移的前提是一个清晰、稳定的投资监管框架，同时法规不应被不断质疑，行政程序也应快捷、有效。
费朗认为应选择在最有现实转移前景的领域进行技术转移，而不是重新生产已普通化的产品。
换言之，选有技术转移潜力的领域，在欧洲生态系统已较强健的领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寻找互补性、而非冲突性。他举例道，在电动汽车、电池储能、氢能以及脱碳技术（如先进材料、化学）等领域有许多可进行技术转移的环节，而且这种转移往往是双向的。
类似的，费朗强调，如果只搞“拧螺丝工厂”（即仅做组装）、所有附加值都在别处，欧洲仅有最后的组装阶段，那是行不通的：这种情况成本太高，也无法带来共同进步。例如，只在匈牙利或斯洛伐克设立简单组装工厂无法振兴欧洲的工业结构。
总体来说，费朗认为，欧洲应在自身有价值的领域与中国建立合作，在此过程中，保持充分准备、并对这一关系有所要求：中国尊重的是强有力的话语，而不是软弱的表达。
说到这里，他再次强调，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欧洲首要的还是对自身提出高要求，做到前文所提到、欧洲层面该做的事。类似地，法国也要自我严格要求，特别是公共财政方面。
“超级竞争力”与“超级吸引力”之间的欧洲模式
面对中国的超级竞争力、美国的超级吸引力，如何在其间定位欧洲模式？
费朗认为，首先，欧洲要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并保留对人才的吸引力：尽管欧洲企业申请的高科技专利比例在下降，但按专利发明人国籍划分时，欧洲人占比并未下降。美国有一套超级吸引力政策，旨在将投资引回本土，重获技术和工业领导地位。而欧洲需要考虑如何对本土人才保持吸引力，这意味着需要进行极重要的改革，来提升价值创造环境。
此外，欧洲必须停止自我贬低，并在与贸易伙伴的交往中彰显自身优势。事实上，美国也非常依赖欧洲资本，并且中国不再直接购买美债后，欧洲顶替了这角色，尽管有时中国资本会通过欧洲转道投资美国。
另一方面，欧洲并未充分意识到自身对中国的重要性：对中国产品来说，当美国市场关闭、且中国国内需求持续疲软时，进入欧洲这一具有支付能力的市场便显得至关重要，这是欧洲的重要资产。
费朗总结道，德拉吉已给出明确路线图、有了诊断和解决方案，下一步就是政治上的采纳——这正是欧洲最弱的环节，但也只能回到自身去解决了。
法国对华“诊断超前、但缺失手段”
法国在欧中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桥梁”、还是会推动更多强硬政策举措？费朗认为相比其他欧洲国家，法国对华战略思维是超前的，但缺乏必要落实手段。
相比之下，德国人像“被车灯照到的兔子”，一动不动。他们只看到中国市场太大，舍不得离开，却没意识到自己正助力建构一个会吞噬自己的工业体系。现在正是一个转折点，德国对华出口额曾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如今这一比例不足2%。他们才逐渐意识到，不应仅将中国看作出口产品的市场，而是一个需要认真交往、制定一致规则的伙伴。从这个角度看，法国的诊断是超前的，但并没有实施其自身对华关系愿景的手段。
中欧“安全对接”：在竞争与合作中探索
以实例来说，中法可以在合作与竞争之间，找到“安全对接”（convergence）的空间吗？
对此，费朗表示，竞争是贸易关系的一部分。法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在三四十年前就写道，全球将形成三个经济极区，极区内部交流极为流畅（美洲、亚洲、欧洲），而极区之间的冲突则会加剧。
费朗认为阿莱所阐述的这一格局极具预见性——当前，世界所目睹的集团间冲突加剧的态势，正印证了他的洞见。因此，冲突是背景的一部分，但它会通过贸易来进行调节，这是一种严格的、有明确的标准和规则的贸易。
即使特朗普打击了多边主义，欧中仍可以就建立一种严格的双边贸易关系来展开对话。尽管利益不同，但中欧仍然需要找到合作的基础，解决都必须面对的全球问题，特别是能源转型问题。对此，中国和欧洲都已经有清醒认知，而美国的意识还不够，中欧的对话未来也应该围绕这一点开展。
从经济史角度看，中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累积贡献现已与欧洲相当。当然，这部分是为了满足欧洲市场而生产的。
但无论如何，基于如今共同承担且相称的历史责任，欧中需要建立一种高标准、严要求的合作关系。在费朗看来，“安全对接”是服务于共同利益的愿景，这也是当前所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编辑：法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