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记者靖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法国政治学者、华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布鲁诺·吉格（Bruno Guigue）向本报讲述了他对反法西斯抗战的思考：他认为，西方主流历史叙事长期忽视了中国在二战中的关键作用，既低估了中国的巨大人员伤亡，也淡化了其对抗日本法西斯的战略贡献。中国的持久抗战不仅挫败了日本称霸亚洲的图谋，也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成立，最终参与签署《联合国宣言》，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缔造者。以下是布鲁诺·吉格的受访全文：
“历史叙事往往受到叙述者偏见的影响，而关于二战的讲述也不例外。西方的主流史学叙述（historiographie）存在一系列特点，例如对战争爆发的时间点定义存在争议、伤亡统计不完整，对参战国在战胜世界法西斯主义贡献的评估方面存在偏见。当然，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西方主导的主流叙述中，我们不能因此否认部分学者对其不足所做出的批判性研究。必须承认，几十年来，西方主流观点一直在掩盖战争的真相，而战争的实际进程与“民主国家”所认可的叙述几乎没有共同点。
二战在中国爆发
首先，这种偏差体现为时间起点的错误。西方普遍将1939年9月作为战争的爆发时间，而事实上，早在1937年7月，战争就在中国全面展开，甚至根据中国史学界近年的研究，战争应追溯至1931年9月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全面侵略。
这场侵略从1931年起至1945年结束，持续了整整十四年。尽管蒋介石政府在1932年与日方达成短暂停战协议，但战争从未真正停止，国民政府军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长时间不间断地抗击日本侵略军。
有人可能会辩解说，西方叙述更关注西方自身所经历的战争，这样的视角局限是可以理解的，并非是在有意抹杀其他地区的角色。当这种历史叙述声称能够解释“二战”时，它的合法性又是什么呢？如果叙述的目的是介绍西方国家战争的进程，那关注这个区域是对的。但若目标是再现“全球战争”的真实状况，那这种西方中心视角就不合理了。
法国历史学家保罗·韦纳（Paul Veyne）认为，历史并非孤立的事实，而是“不同路径的交汇”（croisement d’itinéraires）。要描绘真实的整体，不能误将“西方”等同于“全世界”。相比之下，苏联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在逻辑上更为一致，“伟大的卫国战争”（1941～1945）明确限定于苏联自身视角，它从未声称代表全球的战争叙述。
为何中国的作用长期被忽略？
如果说偏差首先体现在战争起始时间的设定上，第二个扭曲则在于极度低估了中国在二战中的伤亡和贡献。长期以来，大多数西方史学著作很少准确呈现中国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
在西方军史研究中，亚洲战场被边缘化了，欧洲战场和所谓“太平洋战争”是焦点。“太平洋战争”一词实为美国主导定义，其核心为美日在太平洋岛屿的海空对抗，从叙述中排除了中国广阔而激烈的陆战场。
更甚的是，西方主流讲述往往忽视了以下事实：在14年间，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这是一个重大战略贡献；正因为中国拖住了日本军队，日本才未能对苏联发起西线攻势；美军在1941至1945年间实际只与日军一小部分部队作战；约70%的日本军队伤亡发生在中国；侵略者发动的这场毁灭性的战争导致一亿中国人流离失所，其中两千万人殒命。西方叙事将这些历史事实统统当作沉没成本一笔勾销——而至少可以说，这种叙事对待历史真相的态度实在过于轻率。
在西方，人们对客观认识事件的进展存在着阻力：换句话说，究竟是哪些政治或意识形态因素，导致了人们至今仍持续淡化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
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受到西方中心主义冲突观的影响，主流史学自发地将东亚降为次要战场。然而，地理距离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主流叙事中某些群体角色的消失也受到了殖民偏见的影响，这种偏见剥夺了他们采取自主行动的能力。这些被动的民族既无法创造自己的历史，又怎么能为战胜轴心国做出贡献呢？
世界上最早反法西斯的国家
事实是：中国是第一个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在1935年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之前、在1936年意德联手支持佛朗哥军政权统治西班牙之前，日本于1931年就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如果说这次侵略可被定性为“法西斯行径”，那正是因为日本政策自始就带有公开的种族主义和好战特征——甚至早在1936年柏林、罗马与东京签署那部极具法西斯色彩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前便已如此。
日本不仅试图征服中国，还幻想统治整个亚洲和太平洋。中国人民却是世界上最早反抗法西斯野蛮行径的人民。1937年起，日军侵入中国全境，中国的抵抗运动成为二战的第一个战场。从1937年7月起直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的四年间，中国只能依靠自己来对抗侵略者。
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日本是现代化工业强国，拥有中国军队普遍缺乏的重型武器，如先进的航空母舰、战舰、战机、坦克和重炮，侵华日军高层傲慢地宣称，最多三个月就能解决“中国事变”，并试图动员庞大的兵力征服中国：1937年调兵60万，1939年增至100多万，日本军费预算的大部分都用于占领大陆和与中国军队的持续作战。
正面作战与敌后游击双线抗战
中国人民凭借自身力量，在多个战线上与日本激战，包括由国民党军队指挥的太原、淞沪、徐州、南京、武汉等大会战，也有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如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以及东北抗日联军在满洲的顽强抵抗，更不用说共产党游击队为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打开后方突破口所做的无数次行动。
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作为绝对优先事项。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毛泽东深知必须“利用抗战的革命性质，使其成为人民战争”。毛泽东指出，因为日本即将赢得运动战的胜利，而在这第一阶段，国民党军队将发挥主导作用。第二阶段则将由共产党主导的“游击战”接力。
毛泽东说，红军应通过侧翼打击来消耗敌军，利用其交通线过长的弱点实施袭扰，待时机成熟便集中全力给予致命一击。这种抗日游击战将对战争结局起决定性作用。因为中国是“被小强国侵略的大弱国”，游击战在此不仅具有战术意义，更具备战略功能：侵略者“终将淹没在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注1）。
中国抗战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对世界战局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其一，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主力，挫败了日本进攻苏联的计划，使斯大林得以在1941年12月集中兵力保卫莫斯科。日本军部早在1939年12月诺门罕战役败于朱可夫后，便对北进战略心存忌惮，中国抗战更促使日军转而重点实施南进政策（进军东南亚和欧洲殖民地），放弃了对苏进攻计划。1945年8月，正是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发起的攻势，最终给予日本关东军致命一击。
其二，中国抗战影响了美国政策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确信“中国出色的防御战能够赢得战争，我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力量将不断增强”（1941年5月27日）。为此，他派遣史迪威将军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援助使中国得以利用广袤国土牵制日军，其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导致日军在太平洋岛屿与美军作战时，地面部队严重不足。
1942年2月，罗斯福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如此赞誉中国抗战：“中国军队对残酷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人民和所有其他热爱自由的人民的最高赞誉。武装和非武装的中国人民，近五年来与装备更精良的敌人进行了顽强抵抗，他们在如此巨大的反差面前展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着所有战士和团结抗战的其他国家的人民。”（注2）
民族的自豪与团结的保证
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也解释了为何中国与美国、英国和苏联一道，于1942年1月1日在白宫共同发布《联合国宣言》。次日，又有22个国家加入这一宣言。这一声明的发布标志着全球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建立，也确立了所谓“四大国”外交结构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政府自1937年以来不懈倡导的反法西斯大联盟的正式建立。而正是中国对这场共同斗争所作出的决定性贡献，推动了继承自上个世纪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
也正因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194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上曾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图谋殖民奴役中国的企图，而且彻底废除了近代以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洗刷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百年耻辱……抗战胜利为实现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历史性转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必要条件。”
2025年9月3日，中国届时将在首都北京举办一场盛大的阅兵式，隆重纪念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80周年。对中国而言，这场胜利无疑是值得骄傲的国家荣誉，更是维系民族团结不可替代的纽带。因为中国认识到国共两党在抵抗日本侵略者过程中的共同努力——无论是南京政府、重庆政府领导下的军队，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他们都成功地打击和牵制了日军。中国人民在抗击侵略者的胜利斗争中所展现出的万众一心，具有典范意义，也是抵御一切分裂势力的强大解药。
注释：
(1)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
(2)顾云深，《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2022年，法兰西高等师范学校“中国讲座”讲稿。
（编辑：法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