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记者靖树报道】9月20日，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在巴黎地缘政治学院与多位法国学者进行座谈交流，就“西藏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巴黎地缘政治学院校长艾里·拉斯特比恩（AIi RASTBEEN）首先介绍了座谈会主题。他表示，中国和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此中印关系背景下，与会者有机会聆听中国研究者对“西藏问题”的政治、战略、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问题的独特见解。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所长张诗高围绕“西藏问题”与中印关系做了主题介绍。他首先详细介绍了“西藏问题”的历史根源与实质，及与之相关的中印关系历史。
他表示，中印两国都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文明古国，也互为对方重要邻国，两国历史上一直都友好相处。但帝国主义制造的“西藏问题”，成为影响中印关系的最大变量。
张诗高认为，“西藏问题”始终是大国地缘博弈的产物：首先，英印殖民帝国与沙俄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进行地缘博弈，由此催生了“西藏问题”。而印度独立后，中英间的“西藏问题”又转变成了中印间的“西藏问题”，正如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所说，“印度是大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天然继承者”。而如今，“西藏问题”的发展，特别是国际化，是中国与美国、印度三国的地缘博弈的结果。
事实上，印度视西藏为其与中国地缘博弈的“缓冲带”，因此不希望中国政府控制西藏。另一方面，美国视“西藏问题”为其演变、遏制甚至肢解中国的工具。因此，两国联手利用“西藏问题”，对华开展地缘博弈。
在讨论中印关系时，张诗高总结道，两国存在五个T的问题，即西藏问题(Tibet Question)、边界问题(Territory Dispute)、第三方因素问题(Third Factor)、贸易失衡问题(Trade Unbalance)、战略互信赤字问题(Trust Deficit)。
具体说来，“西藏问题”一直是中印关系的主要干扰源。首先，很大程度上，没有“西藏问题”也就没有边界问题，更不会有边界军事冲突。印度时常利用“西藏问题”来提高在边界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其次，“西藏问题”触发或激化了“第三方因素”：“西藏问题”催生的边界冲突——特别是1962年中印大规模边界军事冲突彻底改变了南亚格局，中巴、中尼关系成为中印关系的重要变量；美国把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实施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美印联手染指“西藏问题”成为中印关系稳定的一大干扰。
接下来，“西藏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两国平衡贸易的努力：一方面，“边界争端”长期未决，两国边贸难以正常开展；另一方面，“世界第三极”的地形阻隔成为双方难以互联互通的最大物理障碍及跨境大市场的形成。
最后，战略互信赤字方面，印度长期收留达赖、支持其建立并运转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这是中印间战略互信赤字的一部分。
张诗高还总结了印度自尼赫鲁政府以来，印度在涉藏问题上的“双轨政策”：
在第一阶段，尼赫鲁政府时期实行“双轨政策”(1947-1962)：一方面，尼赫鲁政府承认中国对藏主权，并与中国达成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但另一方面又与达赖保持政治互动，容忍、纵容甚至支持在“藏独”活动，为日后两国利益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第二阶段，尼赫鲁末期至拉吉夫·甘地访华期间实行“单轨政策”(1962-1988)，即在“西藏问题”上支持达赖的政治主张，支持“藏独”运动。不过随着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和缓，印度公开武装支持“藏独”活动的行动明显收敛。在这一阶段，达赖成了“冷战孤儿”。
在第三阶段，中印关系正常化以来，历届政府均奉行“双轨政策”(1988年至今)，即公开承诺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以各种方式支持达赖集团。值得注意的是，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挑衅性政策明显增多，与美国联手打“西藏牌”的动作明显增多。
张诗高总结道，在战略界奉行的“缓冲区”理论、政策界以“西藏问题”助解边界争端的企图策略，以及国内政治氛围的影响下，印度政府不太可能在“西藏问题”上完全放弃“双轨政策”。从这点而论，“西藏问题”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中印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干扰因素。
谈到对未来的展望，张诗高认为，就能否切断“西藏问题”对中印关系的干扰源而言，主动权在印度手里。但即便如此，决定“西藏问题”对中印关系干扰强度或烈度的主动权却又在中国手里：随着中国治藏政策的日益有效与普受欢迎，印度利用“西藏问题”干扰西藏稳定与发展的意愿与能力也会越来越低。“西藏问题”或许有一天会由中印关系的干扰因素，转变为中印两国合作共谋跨境发展的积极因素。
在提问环节，多位法国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不同角度的提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扎洛和张诗高分别进行了详细解答。
其中，除了上述提到的地缘冲突问题，扎洛还回应了法国学者对中印民间经贸、文化交流的关切。他举实例表示，中国的民间投资在印度的投资实际上呈现出快速上涨的趋势。中国一些知名企业在印度设厂、设立办事处，并投资地方经济。关于西藏，印度教徒每年都希望到西藏的冈仁波齐神山朝拜，中国政府也对此表示理解，每年会给予印度教徒朝圣名额，疫情前约有五到六万人前往朝圣。
扎洛还讲述了自己与印度学者和商人的交流经历，例如有印度教徒希望在玛旁雍措湖进行沐浴，但藏传佛教徒认为这是一种亵渎。地方政府也从中调解劝说当地藏族群众理解印度教徒的信仰，让朝圣者完成沐浴仪式。此外，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许多中国学者前往印度进行调研，尤其是关于喜马拉雅山一线的少数民族。中国每年都有年轻学者前往印度进行民族志研究，最近中国还公布了大量高质量的相关学术著作。
谈到法国立场时，扎洛称赞法国保持独立外交立场的传统。他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北京和广州与马克龙总统会见，这实际上已很清晰表达了中法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坚持本国利益、拒绝被工具化这一点来说，他认为法国做出了表率，与其他的欧洲国家的确有很大不同。
在座谈会上，参会的中国驻法使馆新闻与公共外交处公参王健还做了补充说明，他表示1954年，中印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而该协定的名字就已经明确定义了西藏是中国一个地区的地位。
在受访时，巴黎地缘政治学院（Académie de Géopolitique de Paris）委员会成员、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讲师布鲁诺·德雷斯基（Bruno Drweski）谈到自己前阵子曾去过青海，并讲述了在那里的见闻。
谈到此次会议，布鲁诺·德雷斯基认为法国在“西藏问题”上没有明确选边站队，因为法国自己也有科西嘉、巴斯克地区的问题。他积极评价这次会议，因为听到了中国是在如何作出努力减少问题、平息冲突，这是相当有意义的。此外，他谈到西方宣传话术最常提及西藏，新疆或台湾问题，而这次会议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的非西方中心视角：藏学家不仅谈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还综合分析了中国与印度以及周边多国的关系，也就是说，还原了更真实的地缘政治局势。
巴黎政治学院(Havre欧洲-亚洲校区)兼职教授克劳迪娅·阿斯达力塔（Claudia ASTARITA）在受访时表示，她当年的博士论文就关注中印关系主题。在她看来，过去20年来局势没有实质性改变，依然是复杂且紧张的。不过，考虑到目前的世界局势，长期来说，保持现状或许是避免局势恶化的最好方法，因为现状并不是一个冲突的局面。
此外，她觉得最终解决中印问题的关键在于两国本身，双方需要持续对话，努力调整立场。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声音和观点，尤其是专家的研究成果是较为难得的，因此听取这些意见对理解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编辑：冬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