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伟论道】香港选举变局之前路刍议

发布时间: 2019-11-28 04:23:44   来源:欧洲时报 作者:刘学伟 浏览次数: 评论:0

11月25日凌晨,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束,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骅表示,此次区议会选举共有294万人投票,总投票率为71.2%。(图片来源:中新社)

大家都知道,香港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大败而泛民派大胜。细节这里不述。本文的中心内容是,分析和预测一下,从今而后的数年内,香港政治的可能发展。

大家也都知道,香港的这次选举,是在“反送中运动”焦灼不下,示威规模虽明显下降,但暴力程度急剧攀升的情况下举行的。

虽然区议会聚焦社区服务,并无整个城市的执政功能,但我们至少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抽样比例极高的民意测验。这个选举结果还是表明,香港的多数民意,还在支持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派的抗议活动,也没有与勇武派(主张暴力抗议者)明确“割席”。

为什么会这样,已有太多的分析,笔者都不说。这里只说,在民意已经大体如此的情况下,香港的政情,最可能的发展路向。

过去的这个周末,由于选举,香港过得相当平静。这种选举结果,对泛民派,对“反送中运动”,显然会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但接下来,则还是有两种可能的发展。比如下一个周末,运动会重新暴起,还是会因为觉得已经收获胜利,正在等待消化,从而暂时偃旗息鼓?换句话说,现在还难以判断,香港泛民派时下的主流意向将是“乘胜追击”,还是“见好就收”。

如果“乘胜追击派”占了上风,那香港的紧张事态就不知何时是了。如果“见好就收派”占了上风,那香港的政情发展,就会转入下一个崭新的阶段。凭借刚获取的压倒性多数议席,泛民派在区议会的全面夺权,将是非常容易。

下面,泛民派在基层就会全面转换角色,从专门负责找毛病的反对派变为当家负责的执政势力。他们能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个新的角色,现在还未可知也。基层的工作,何等琐碎,光靠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实在并不能担保胜任。有历史为鉴:2003年,乘反23条立法的风波,泛民派也曾经斩获过一大批区议会席位。然后,由于未能胜任基层工作,2007年,这些新斩获的泛民派席位,被悉数吐回甚至更多。今后,同样的事态未必不会再次发生。因为,执掌权力,可是比仅仅充当反对派,难上百倍。西式民主史上,这种匆匆过客,真是数不胜数。比如波兰瓦文沙领导的团结工会,是推翻波共政权的主导力量,但很快就被新起的势力取而代之。

一个香港的区议会,仅有平均25个议席。可以说,每个区议员,都得负责具体事务,完全不可能是西式典型的数百人规模的议会主要负责清谈,制定各种议案即可。

再具体一点,笔者直觉之中,觉得当下的香港泛民派,选择“乘胜追击”路线的可能性,明显大于“见好就收”。因为即使那些应当会聪明一些的头面人物主张见好就收,也未必能够控制得住比如勇武派的行为。因为这场反送中运动,虽有好多幕后被操纵的迹象,但整体还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形态。不要说比不过当年中共在大陆夺取国民党政权的有组织性,就是比起台湾的民进党夺取国民党的执政权力时的有组织性,都相差悬远。他们未必懂得妥协的重要性,尤其未必有能力用这种妥协精神,去说服勇武派放弃暴力抗争。因此,笔者推测,香港的近期前路,因这次选举,泛民派大胜而迅速平静下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高。每逢周末就闹事的常态,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无论有没有这次区议会选举,抑或谁赢得这场选举,这种长期闹事的局面,终究也会逐渐平息。衡诸历史,无论什么群众运动,都有终结。且未必就有明显长远后果。时下已经进入尾声的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就是一个显例。“反送中运动”的主要诉求,可能会有一些妥协。但其最主要内容,比如特首林郑下台,双普选等,笔者觉得,那是实现的几率极低。

还要说的是,如果泛民派要成功从反对派转化为执政者,除了搞好民生工作,绝对必须的就是,从中产生一个愿与中央政府合作的派别。也就是产生一个新的,仅是更热衷于民选政治的建制派。没有这个必须的转变,泛民派绝无可能在香港有效执政。

不到一年以后,就会有香港整个城市立法会的选举。现在的立法会,靠着功能界别的间接选举,建制派始终控制着明确多数。如无意外,这个多数,在下一届立法会中,有可能会丧失,至少是明显削弱。届时,仅有70名议员的立法会会如何运作,现在还不好预测。2023年才会举行的下一届特首选举会如何,时间尚且遥远,就更不好预测。但那1200名成员的选委会中会有更多的泛民派,则殆无疑义,不过离过半数尚且悬远,应当不会威胁到中央政府对特首选举的主导权。

现在,笔者再把讨论的层级,向着抽象的方向升高。人民主权的概念,的确有极高的道德感召力。但仅靠这个道德感召力,并不能保证它在中产阶级人口远远不足半数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正常运作。

不过,香港是一个富裕的工商业城市,又有着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法治传统,各项基础社会条件,实在是相当地符合西式民主能够成功运行的必要条件。如果,将来的中国能够一定程度上吸取更多的西式民主的要素,香港的确就是第一块真正的试金石。如果西式民主能在香港成功运行,如果香港的西式民主体制能够和北京的中央政府和睦相处,那整个中国向着更多的西式民主前进的道路,就可能更加平坦。反之,如果占明确多数的泛民派,在西式的选举制度下,依然无法有效治理香港,则整个中国走向西式制度的可能性,那就是微乎其微。的确,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切让我们拭目以待。

再抽象一点。笔者实在认为,一党还是多党,轮替还是不轮替,实在并不是一个政体的运行是否成功的客观标志。比如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相信多数的世人还是可以认可那里有一个成功的政府,是一个成功的国家。相反,无计其数的非西方国家,有多党轮流执政,也有自由市场经济,然而实在难称其为成功。

笔者一直认为,西式的政治制度,成长于西式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普选多党轮替的政治制度,更深度依赖于中产阶级的过半数。而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社会环境,在非西方的大多数国家中,在很长的历史将来,都不可能具备。西式的制度,不可能具有普世性。

中国的实践表明,所谓“多党普选轮替的西式政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是现代化这辆车子的绝对不可或缺的两个轮子”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一个规模大得多的新加坡类型的制度,还是可能成功的。笔者还是愿意相信,中国现行的制度,即使还存在若干缺陷,也是可能在前路中逐步得到修正的。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有相当大的机会,修成正果,为非西方世界,提供一个与西方的现成道路不一样的,很可能更适合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

香港现在的西式民主实验,无论成败与否,对中国的前程大局,其实都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与之更相关的,是香港人民本身的福祉。本人殷切期盼,香港人民有更多的理性,懂得更多的妥协,把这个西式民主实验搞好,也为中国将来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个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样例。

(作者为法国历史学博士刘学伟)

(本栏目文章为一家之言,不代表本报立场)

(编辑:顾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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