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论坛】名正言顺的民主——回顾戴高乐辞职有感

发布时间: 2019-05-17 03:57:08   来源:欧洲时报 作者:凡桑 浏览次数: 评论:0

1969年4月27日,法国总统戴高乐推出的政改全民公决遭到否决。28日,戴高乐宣布辞职,一个时代宣告落幕。回顾半个世纪前发生的这一事件,也许对思考今天的现实不无裨益。

在那之前的1968年5月,法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工人示威,史称“5月风潮”。面对抗议和质疑,戴高乐决定在1968年6月下旬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事实上等于让选民表态是否支持政府。投票的结果表明,政府当时仍然得到民众的信任,这意味着作为总统的戴高乐的执政地位并未受到真正的威胁。尽管如此,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戴高乐意识到“5月风潮”的实质是一次“文化革命”,即法国在经历了战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民众不仅要求更合理地分享增长的果实,同时还要求享有更多的自由,不再接受包括中央集权在内的自上而下的专断治理方式。戴高乐1958年重返政坛后推出的第五共和突出的是国家和集体政治理念,强调总统体制和议会相对多数的稳定,而“5月风潮”的诉求与戴高乐的政治理念形成了正面的冲突。把握到这一历史脉搏的戴高乐试图在顺应民意的同时去按自己的意图把控改革的方向,因此决定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去推动政改,其要点是设立大区以及将参议院改革成经社理事会之类的机构。结果事与愿违,民众不接受总统提出的政改方案。

既然是通过选票说话,就存在遭到否决的可能。戴高乐对此相当清醒。他在投票当天即已做好准备辞职的具体安排,在29日宣布辞职之后便与爱丽舍宫永别,他的个人物品和相关档案文件已于事前搬离总统府。另外两个相关决定是放弃离职总统的年俸及成为宪法委员会成员(这是第五共和政制赋予下台总统的特权)。戴高乐似乎要通过这一系列“去意已决”的做法表明,身为总统,应尽可能体现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当然也包括总统的特权甚至作为普通人的利益)。可以说,戴高乐对于自己的政治理念是身体力行的。

执政的合法与民意基础

除此之外,结合近年来法国以及欧洲的局势,我觉得戴高乐有关提前大选和全民公决的决定是重要的历史课程,尤其是有助于理解西方政治中有关执政的“合法”(légalité)与“正当”或“民意基础”(légitimité,词典直译通常是“合法性”,但在此译成“正当”或“民意基础”比较合适)等重要概念。

简单说,“5月风潮”兴起之时,距戴高乐总统任期的结束还有四年时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完全可以继续“合法地”执政,而他却选择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因为他想知道或是想证实自己作为总统的“正当性”,也可以解读为执政的民意基础。这也可以从他创建法国第五共和的初衷去寻找他的执政理念和逻辑:当时的总统任期和议会任期分别定为七年和五年,通过一轮或二轮投票选出总统和议员,并在此基础上组成政府。为了保持政局的相对稳定和政策的连贯性,有效多数是比较现实的选择;但戴高乐明白,即使象他那样享有崇高威望的大战英雄甚至法国的“救世主”(对战后的法国民众来说,戴高乐确实拥有这样的光环,他不仅领导了法国的抵抗战争,他还运用战略家的策略使列强接受了法国战胜国地位,并致力于恢复法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也难以获得全民支持,而且在持续数年的“合法”执政期内,难保执政者能始终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议会任期相对较短,可以通过议会选举重组政府,从而调整政策以适合民意。因此,在“超级稳定”的总统治下,总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扮演“保险丝”甚至“替罪羊”的角色,这样,通过改选议会、更换政府,既能保持政治的相对稳定,又能体现“适时的”民主,政府不至于以“合法”的名义无视民意的变化,继续坚持可能从上台伊始就并不具有最广泛民意基础的执政方向。在面对民众严重质疑政府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更换政府来调整政策,在新的民意基础上重新执政。这就是1968年“5月风潮”之后戴高乐决定提前大选的主要原因。

在戴高乐认为自己把握了历史脉搏、但希望仍由自己掌控政改方向时,他决定就此推出全民公决,这仍然是出于他的政治理念,即重大的政策需要强有力的民意基础去推行,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惜押上总统的责任;他很可能从未设想过,在公投遭到否决的情况下,还会继续“合法地”执政,因为对他来说,当执政者失去了民意基础,不能再名正言顺、“正当”或“合理”(这是法语légitimité可能包含的其它意义)地执政、推动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他对西方民主的理解,只有走人。

在公投否决其政改方案后,戴高乐仍是合法总统,但他自认为失去了执政的“正当性”,在国家需要凝聚共识、推动重要政改的情况下,理应由其他更具有号召力、名正言顺的领袖去领导改革。与后来竭尽全力甚至不择手段夺权、保权的无数政客相比,戴高乐的辞职彰显了伟人的气节,并给后人留下了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教诲。

戴高乐以他的方式诠释了“合法执政”与“名正言顺执政”的关系,显然他更重视的是领导人的“名正言顺”。从政治历史渊源来看,légitimité最初在欧洲往往指王权或皇权的“正统”,而许多“非正统”的皇帝或国王,如被某些历史学家描绘成暴君的古罗马的尼禄,或法国历史上特别“出彩”的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或拿破仑一世,都想以各自的方式通过超常的努力(有的推反腐,有的推改革,还有的推民族和解)赢回“正统”,对他们来说,真正的“正统君权”应得到民众的支持,对légitimité的这样一种解读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也对后世的政治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在欧洲的民主化进程中,民主的“正统”更是直接建立在民意基础上,虽说代议制从形式上规范了“合法”民主政府,但在政权遭到严重质疑、尤其是当社会陷入危机时,应回归民主“正统”,即找回民意基础,而不应一味强调政权的“合法”,无视实质的民主精神。在法国尚未完全结束的黄马甲风潮中,有人对当局提出了这一质疑,结合西方的政治历史,这一质疑并非无稽之谈。

当然,相反的论据也很多,不顾一时民意、宣称着眼千秋万代的“救世主”例证可能也有,但那毕竟超出了现代西方民主理念的框架。当然,为了追求民意基础而推公决并引发巨大混乱的例子也不少,英国退欧便是典型。孰是孰非,值得探讨,但“合法的民主”与“正当的民主”之间显然有本质性的区别,而厘清这一区别,或许有助于看清今天的乱局。

余韵

戴高乐下台后,有两次旅行比较引人注目。其一是爱尔兰几乎荒无人迹的海滩,在那里的旅店中,老将军既不要电话也不要电视,似乎有意给人与世隔绝的感觉;其二是西班牙之行,对于部分习惯了政治正确的法国人而言,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当时的西班牙处于军事独裁者弗朗哥的铁腕统治之下,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弗朗哥属于不宜交往的另类,可戴高乐不仅接受了他的邀请,而且还跟他直接会晤。

据信,戴高乐私下表示,“这会成为巴黎沙龙的热门话题,但我不在乎”。吸引戴高乐的是西班牙、弗朗哥、历史文化?是否混杂着对独裁政治、对民主的反思?1970年秋天万灵节前夕,戴高乐突然去世,带走了许多谜底,包括西班牙之行的成因。有专家学者对此做出种种猜测,其他人在茫然的同时宁可翻过这一页。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本文作者凡桑)

(本栏目文章为一家之言,不代表本报立场)

(编辑:秋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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