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法国、加拿大和多个欧洲国家发布联合声明，宣布从非洲国家马里撤出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力量。虽说有关各方对撤军并不感到意外，但这是一个牵涉错综复杂的“国际大棋局”的重要决定，难免引发广泛的反响。
之所以说撤军决定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是因为法国事实上别无选择。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此事的来龙去脉：2013年，活跃于马里北部的伊斯兰极端武装挥军南下进逼首都巴马科，法国应马里政府的要求出兵反恐，击溃了极端武装，稳定了马里的局势。此后，法国计划乘胜进军，通过针对恐怖组织的“斩首行动”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阶段性胜利，但无法达到反恐“斩草除根”的目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面临伊斯兰武装卷土重来的挑战，法国争取到部分欧洲和非洲国家及联合国的军事、财政支持，组成联合阵线展开反恐持久战。2020年，内外交困的马里政府在政变中倒台，法国和西方国家要求上台掌权的军人尽快组织选举将政权交还民选政府；面对压力，马里军政权选择对抗策略，引来俄国势力以求自保，同时驱逐法国大使、限制国际联军飞行，等于对以法国为首的联军下了逐客令。至此，法国只能撤军。
撤军决定在法国国内引发强烈反响，反对党纷纷指责总统“失败”的决定。马克龙称绝不接受“失败说”，他以“反败为胜”的雄辩历数法军反恐的必要性及其成果，称如无法国的军事干预，马里早已落入“伊斯兰国”或“基地”等恐怖势力的魔爪。
马克龙也许没说错。当年伊斯兰武装势如破竹进军马里首都，法国出兵力挽狂澜，击溃恐怖武装，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问题在于后来的战略决策：是见好就收还是乘胜进击？理论上说，选择后者显然有风险，但从巩固、扩大反恐成果的意愿来看，未尝不是合理决定。于是，法国在马里的角色从“消防队”变成了“警察”，反恐军事行动的名称也随之有了象征性的变化，从追逐“鼠窜”恐怖分子的“藪貓”（Serval）变为捍卫领土的“沙丘”（Barkhane原意为“新月状沙丘”）。这一角色的根本性转换不仅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外来警察”若无法遏制恐怖势力卷土重来就可能在当地成为众矢之的，而且代价惊人，法军48人在马里阵亡（在萨赫勒地区法军总共阵亡53人），法国每年为此财政支出达10亿欧元。这样的局势显然难以持续，但骑虎之势却迟迟不变，甚至在马里政变、军人夺权之后，法国似乎仍然难以决断。当断不断、直到最后被逐出马里，不能不说是法国的重大失策。
法国及其西方盟友决定从马里撤军引起西非国家的不安，担心本已脆弱的地区安全局势受到更大的冲击。对此，马克龙表示西方盟国“应非洲伙伴要求”将在萨赫勒地区继续开展反恐联合行动，马里邻国尼日尔已经同意欧洲军队驻扎，“这一军事行动的‘心脏’将不再位于马里，而是尼日尔”。军事反恐能在多大程度上因“心脏”移往尼日尔而奏效目前仍是很大的未知数，鉴于法军被迫撤离马里的失败经验，在非洲反恐的前景不容乐观。
法国人围绕这场反恐战争做文章，有的认为法军虽然赢得不少胜利，但马里当局没有跟进巩固胜利果实，在失地收复后未推行有效施政管理，以致留下巨大的“真空地带”，使民众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还有的说，其它外来势力进入非洲竞争对法国的“非洲后院”形成压力，比如来自中国的经济渗入、来自俄国的军事干预（据信俄国的瓦格纳军事团体已经进入二十多个非洲国家）以及来自土耳其的伊斯兰宗教文化影响从各个方面加速了局势的变化，迫使法国及部分西方国家在非洲处于守势。这些说法如果跟反恐相联系，显然忽视或回避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极端势力在非洲兴起、蔓延的社会、经济根源：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民众在极度贫困与饥饿中挣扎时，那里很可能成为恐怖势力滋生蔓延的沃土，马里的情况是这样，萨赫勒地区、西非及几内亚湾都未能逃脱这一规律，无论法军及其盟军多么强大、取得多少局部战役的胜利，都难以铲除恐怖主义。近年来，恐怖势力在非洲的许多地区、尤其是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等国呈现烈火燎原之势，事实上已经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表明仅靠武力反恐的局限或失败；联合国日前就萨赫勒地区的大规模饥荒发出警告，更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证明了上述道理。
西方列强历来信奉力量对比，所谓外交也往往以实力、尤其是军力说话，有些国家至今难以摆脱“外交不带武力就好比音乐没有乐器”（俾斯麦语）。面对在非洲反恐“越反越恐”的现实，希望法国和西方盟国能全面反省以往的经验教训，真正意识到“唯武独尊”不可能赢得反恐战争。法军撤离马里留下“一个巨大的烂摊子”，这一惨痛的教训值得深刻的反思。
非洲之于欧洲的重要性无需赘言，2月17日、18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非峰会确实重申、强调了合作发展的前景。非洲无论是发展还是动乱，对欧洲的影响都与日俱增，这一点似有共识，但要真正实现有效的、可持续的欧非合作，摒弃划分势力范围的过时逻辑是前提，平等与互惠互利是关键，从目前情况来看，这是西方人似乎仍在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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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