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迈先生（LéonVandermeersch）于今年10月17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汪先生热爱中国文化，他倾其一生之力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中法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堪称中法文化交流楷模。

起因

我们问起他最初为什么会对中文感兴趣的起因。先生说，他17岁以前所上过的学校都没有开过中文课。他对中国一点不了解，只有他的一位去过印度当过传教士的叔叔跟他讲有关印度的大象与斑马的故事，这是他最早接触远东地区文化的开始。后来在教会学校预科班读书时，他遇见一位叫张工宪（Truong Congcui）的越南老师，他对越南与其他远东国家的介绍，对青年汪德迈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开始迷上了远东地区，也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在张工宪的介绍下，汪德迈又去跟一位叫陈荣生的中国老师学习中文，用老师自编课本《我说中国话》开始他人生第一次的中文学习。两个月后陈先生回中国，走之前他给汪德迈介绍了后来成为《红楼梦》译者的李治华先生继续学习中文。据先生说，他发现中国语言文化的魅力，是在1945年他17岁时，经阅读德国著名语言学家乔治·冯·德·格贝勒茨（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19世纪写就的一本德文中文语法书时得到的启示，是对语言所折射的中国文化感兴趣。这本书令先生入迷，使他有了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学中文的冲动。

寻根

据先生口述，上世纪60年代，他去过两次中国。第一次，是中法建交的1964年的7月，按他的话是他自己一个人去观光的，时间约一个月，去的目的地之一是去苏州，造访苏州盆景园。据著名作家周瘦鹃先生1964年8月16日发表在香港文汇报新风副刊上回顾先生此行的文章《欢会西茵河畔客》介绍，当时，苏州市人委交际处特别恭请周瘦鹃先生接待先生，说有一位法国朋友到了苏州，慕名要来拜访；他是文学家和历史的著名学者，曾当过大学教授，能说中国话，能读中国文字，能讲出苏州历史人物“吴王阖闾”、伍子胥等名字来，听他说此来主要是请教中国的盆景和插花艺术。周先生致欢迎语说：“我们两国建交以来，您是第一位到苏州来的友好使者，不用通译，可以直接交谈，实在使我兴奋得很，但您怎么会知道我而惠然肯来呢？”周先生文章继续写道：“汪先生微微一笑道：我先前读了您的文章，记住了您的名字；最近在广州又读了您新出版的一本《花弄影集》，这才驱使我到苏州来登门拜访了。”先生又说：“我为了要给我国研究院写一篇关于‘插花’的文章，请您谈一谈中国的插花艺术。”周瘦鹃欣然与先生谈到中国明代袁宏道的“瓶史”，谈到日本人创造的“宏道流”插法的隐喻等。他说，这种插法就是把花枝剪成上、中、下三个部分，喻“天、地、人”，周先生说：“据我瞧来，倒是十分自然的。”先生在小本子上不停地记录后说，这次他看到了中国，去了广州、上海、杭州和苏州，下一站去北京。先生表示，回去后要写一部书，名叫《东游记》。周瘦鹃回复道：“很好很好，我祝您成功！”

先生长达62页的法文长文《中国“插花”》（L’arrangement de fleurs en Chine）发表于吉美博物馆《亚洲艺术》1965年第11—2期。

汪德迈教授1966-1973年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大学-埃克斯-普罗旺斯大学任教时留影

据先生说，另一次赴华，也是在1964年，是他与夫人李氏子去广东潮州寻根，找李氏子曾祖父母曾经居住过的村子。先生记得他们去广州是坐公交汽车去的。可是到了潮州，先生只记得越南文的村名，不知道中文名字，最终没有找到曾祖父的村子，只找到曾祖母的村子。先生告诉我，他们都是非常穷的老百姓，是穷人，以为出国移民到西贡，就可以发财了。先生后来曾多次带着女儿尚达尔和两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及他们的孩子（即先生的重孙）又回中国省亲。

践与行

先生在法国大学学习汉语、越南语、哲学和法律后毕业。从1951年开始到1965年的15年中，先生的足迹踏遍包括柬埔寨、越南、朝鲜、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国家及日本等远东地区国家。此期间,先生对这个在全球最具有活力的西太平洋地区文化的整体性与多样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实地考察。

“我当时渴望到香港实地生活于中国人中间，我认为要真正理解中国的思想，只有与他们共同生活，才能体会其喜怒哀乐。而且我以为，只有了解古代中国文化，才容易了解中国当代文化。”先生在远赴远东地区、汉文化圈国家工作过程中思考有关中国文化的问题、构思他的新着。在汪德迈代表作《新汉文化圈》一书中，先生根据在东南亚各国考察与工作实践之后特地撰写了他的研究心得，以及崛起于20世纪地平在线的汉文化圈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带给整个世界的意义。在该书中，先生一直在思考着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到底是什么？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造成东西方在思维方式、语言结构、价值取向、社会组织形式等各个方面巨大差异的核心因素究竟是什么？书中，先生十分强调汉字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汉文化诸国之间不同的文化特质都深深嵌刻在一个共同的心态基石之上……这一共同的心态基石，就是普遍运用于汉文化圈各国的汉字（汪德迈着《新汉文化圈》，2007年，93页，陈彦译）。先生指出，中国文字起源于占卜，中国文字的作用是用占卜的语言记号来记录，再进行沟通。中国文化以表意文字为载体，根植于占卜学与《易经》，而西方文化则以表音文字为载体，源于神学和《圣经》。文字系统的差异造成了东西方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的不同，并最终推演为完全不同的两种文明形态。先生认为，儒家伦理是某种人道主义，而这种人道主义与西方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有很大反差。这种反差体现为，两个世界中的个体在面对其所属的各个群体时有着不同的行为变化。先生把日本、朝鲜、新加坡、越南等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放在历史和文化的整体背景上去思索，分析了汉文化圈各国在历史进程中的成败得失，并指出，现代化不是只有西化一条路可以走的。

先生预见到了儒学在世界未来文化中的地位。对于“汉文化圈”和西方文化的将来交往，先生是相当乐观的。他认为，中国文化可补西方之缺，西方文化也可补汉文化之缺。至于冲突，则可通过国际间越来越多的多方协调机构解决。先生的治学模式与考证方法均师承于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马伯乐、戴密微等人实证派的研究体系。

圆梦

晚年，先生依旧以青年人的朝气多次寻访中国，希望与中国大学的师生和文化研究者对话。

在中国学界朋友们的盛情邀请和周密安排下，先生于2018年4月17日从法国启程，到5月14日寻访结束，展开了一个九十高龄耄耋老人的中国巡回学术演讲之旅，创下了奇迹。先生此次巡回演讲的单位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七所大学：郑州大学、巩义成功财经学院、中山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大学、山东大学和南京大学，还包括慈云寺、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广州市饶宗颐学术艺术馆、江苏省中国画学会、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徐培晨教授工作室等六个文学艺术单位。汪教授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2018年、2019年，先生两次专程去中国深圳大学，参加饶宗颐文化学院举办的研讨会，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题论述文明对话与会通的重要价值（2019年）。先生最后一次在中国参加的研讨会，是在上海大学参加的题为《中国文学与艺术在欧洲的传播》的圆桌会议。

先生的脚步最后一次踏入中国大地，是2019年的12月27日至2020年的1月4日，在他即将到来的92岁生日之前，决定带自己四代同堂的家人来了解中国、体验中国文化，给孩子们讲中国故事，进行中国文化的熏陶。他带着一个特殊的家庭旅行团（22人）赴上海与苏州，去寻访家族血脉和中国文化的渊源。这个团包括六个未成年的第四代孩子们在内，其中最小的孩子只有三岁，团员之间年龄最多的相差88岁。原来他们都与中国有着血缘关系，孩子们已经离世的外曾祖母就是一位生活在越南，祖籍广东潮州的中国女性。我和我先生中耀曾同去，见证了这位称自己是中国女婿的法国汉学家的这段中法家国情。

先生认为：“要真正理解中国思想，首先必须与中国人进行真正的交流”。他的梦想，就是希望与中国师生及朋友进行面对面交流，了解中国朋友对他作为一位法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思想理解的反馈。先生对中国的热爱，对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终生不渝的信念与希望文化传承的愿望和梦想实现了，他的梦圆了，他的人生是辉煌的！

汪德迈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