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网】1912年4月，“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造成1500余人死亡。80年后，同名影片全球热映，无数观众被杰克和罗斯跨越阶级以及生死的爱情故事所感动，但无人知道当时船上还有6位华人幸存者，而这几位华人终其一生都背负着“扮女装逃生”“见死不救”等污名。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109年后，一部英国导演的纪录片《六人》首次揭开华人在种族偏见下的颠簸人生以及他们的故事如何从历史记录中“消失”。

新冠疫情下，针对海外华侨华人的歧视风波再次出现时，《六人》成了一种提醒，让我们把过去的问题拿出来，对比现在的问题，想想如何解决以及怎样进步。

纪录片《六天》宣传照。（图片来源：网络）

“英雄”与“小人”之谜，英导演决定亲自求证

BBC报道，在泰坦尼克号事故刚发生时，六名中国幸存者的出现吸引了部分西方媒体的注意。但在他们笔下，六个中国人的形象不大“光彩”。当时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华人幸存者为了登上救生艇而“乔装成妇女”，因为船难时妇女与儿童能优先登上救生艇；还有人指责他们“偷偷躲在座椅下”。

对于这些指责，在中国生活了25年的英国导演罗飞（Arthur Jones）不敢妄下定论，但他能隐隐感觉到“种族偏见”的意味，在当时的报纸上，流传出不少“英雄”和“小人”的故事，“白人基本没有做什么坏事，所有做坏事的人都是外国人，特别是中东人、意大利人、中国人。”

罗飞决定拍摄一部纪录片，亲自求证这段空白的历史。他设想过，即使在求证过程中发现六个中国幸存者真的犯了错误，他也会如实展现，“如果一直有秘密存在才是最坏的，人们会往最坏的情况去想他们。”

去求证这段历史，需要一个同时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人。罗飞就很确信，自己可以胜任这个艰巨的任务。

模拟实验反驳“华人藏在救生艇的横梁下”

《北京青年报》指出，八名华人都是三等舱乘客，却幸存了六个，高达75%的幸存率让他们成为被质疑的对象。

罗飞分析，一方面这可能与几个中国人都是水手出身有关，经验相对丰富，同时他们所住的位置在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船头，比后面的乘客更早发觉了危险，而且他们不懂英语，可能反而避免了船员的（错误）指挥，至于“装成女人”的指责，可能只是披着毛毯御寒遭遇了误解，“对于中国人的高幸存率，我认为这是运气、经验和智慧叠加的结果。”这终究只是建立在推测上的分析。

也有泰坦尼克号历史学者对媒体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华人幸存者乔装、躲藏等传言真实发生过，但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想要求证或是洗刷这些污名，还需要做得更多。

泰坦尼克号撞冰山模拟图。（图片来源：Pixabay网站）

为了验证“华人藏在救生艇的横梁下”这一传闻，《六人》纪录片团队在北京制作了一个1∶1的折叠救生艇，反复实验，再现当时上船的情景。实验证明，几个人要藏在船上，而且不被周围人发现，是不可能做到的事。而按照资料中那条救生艇上的获救人数，船上仍有不少空余座位，也很难将这称作“抢占妇女儿童的存活名额”。

泰坦尼克号历史学者还曾提到，漂在木板上幸存的一名华人在获救后，奋力划桨、取暖，并帮助14号救生艇救出所有幸存者，但这些都未曾见报端。

“排华”盛行 幸存者颠沛流离

那么，这幸存的六人如何度过余生？纪录片的研究团队四处寻找线索。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关于泰坦尼克号上中国幸存者的资料，只有两张泛黄的纸片，一张是泰坦尼克号上的旅客名单，上面记载了8位中国旅客的姓名：FangLang、LeeBing、AliLam、ChangChip、ChoongFoo、LeeLing、LingLee和LenLam。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24岁，最大的37岁。另一张是中国籍幸存者名单，只剩下6人。

经过几年的努力，团队发现六人在船难后的最初几年仍一起工作，直到一战爆发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当时，由于大量英国水手被征召加入海军，华人有了更多做水手的机会。但好景不长，随着英国出现经济危机，要求驱逐移民的劳工运动此起彼伏，他们中的多人被强制遣返回了亚洲。例如Ali Lam在1920年被遣送回香港，而Ling Hee则在同年登上了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的轮船。

纪录片《六天》宣传照。（图片来源：网络）

站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六名中国幸存者获救后的颠沛漂泊似乎是注定的事。20世纪初，正是美国《排华法案》盛行的年代，大批中国劳工被拒之门外。即使放眼整个欧洲，黄皮肤的中国劳工也被视作“祸患”一样的存在。

除了政治上的动荡，那场海难也侵害了一些幸存者的健康。例如，ChangChip在1914年便因肺炎去世。

六名华人幸存者中，只有方荣山（Fang lang）和李炳（Lee Bing）重新返回北美并留下定居。方荣山曾辗转英国和香港，在1955年入籍美国，李炳则移民加拿大。但当罗飞和团队寻访这六人的后裔时，他们遇到一个特别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从未向在中国以外的亲戚诉说自己的经历，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女。

以史为鉴“意识到当初发生了什么，以此反省当下”

方荣山去世近20年后，汤姆才在家人口中偶然得知父亲曾经历泰坦尼克号船难。

“有很多错误的信息说，他们偷偷摸摸、男扮女装”汤姆说，“我觉得他（方荣山）更像是经历了创伤后，依然有心理负担，就像经历了战争的人们一样。”

罗彤说，当他们在中国走访幸存者后代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很多家庭至今仍觉得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百年前媒体带给幸存者及家属的污名，对他们的影响至今依然未能磨灭。纪录片团队希望通过挖掘这段海外华工不为人知的历史，为泰坦尼克号上的华人幸存者正名。

4月4日，纽约举行反仇恨亚裔大游行。（图片来源：中新社）

“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小的华人社区，他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出于政治原因，一些地方政客会在有了犯罪、没有任何真实证据时就责怪外国人，尤其是看上去更像外来者的人。当经济衰退时，华人就会很容易被当作替罪羊。”罗飞说。

遗憾的是，当年那些针对华人的偏见与歧视，并没有随着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而烟消云散。

方荣山的儿子汤姆仍记得，年幼时与父亲遭遇过诸多歧视。有一回，有陌生人称呼他们为“黄狗”，方荣山马上奋起反击。

近期，针对美国亚裔的种族仇视事件剧增。汤姆希望这部纪录片能改正当年的谬论，呈现真实的历史，以此唤起当今世人的思考。

“我希望人们最终可以意识到当初发生了什么，以此反省当下。”

（编辑：赵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