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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中法建交的“理由和意义显而易见”

【欧洲时报特约记者贾言报道】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当时正值“冷战”时期,法国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双方建交为世界格局走向产生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时隔57年,再度回顾这段不寻常的建交史,中、法两国无论在是政界、学界乃至民间无不盛赞戴高乐将军当年高瞻远瞩,不顾美国阻拦,特派亲信富尔(Edgar Faure)夫妇秘密出使北京,最终推动两国建交。

事实上,在法国之前,已经有多个欧洲国家以不同形式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包括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以及英国等,但是直到1972年,中、英两国才将双方此前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法国第四共和国政府曾有意与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法国随后深陷位于东南亚的“支那”战争,而后还有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导致法中建交一事耽搁了下来。然而,在这期间,中、法两国在官方和民间甚至媒体间的交往源源不断。

图为黎一家大型书店摆放的各种戴高乐相关书籍。(图片来源:中新社)

根据史料记载,1954年6月19日,时任中国总理兼外长的与法国前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中国大使馆举行了会晤,首次正式谈及两国建交问题。

此外,在1957年,法新社和新华社双方独辟新径,签订交流合作协议,随即开始互派记者,书写了中、法两国“非典型外交关系”的新篇章。同年6月,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法国前总理富尔偕夫人首访中国,回法后,富尔将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以及对中国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以备忘录的形式著书《蛇与龟》(Le Serpent et la Tortue)。作者在书中大胆劝告西方大国承认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该书一问世,不仅对法国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正是通过这本书让戴高乐将军对新中国有了多方面、深层次的了解。该书很快被翻译成英语,于1958年在纽约出版,瞬间在美国也引起了轰动。

还是这位富尔,受戴高乐总统之托,作为特使于1963年秋再赴中国,就中、法两国建交的一些具体问题与中方进行谈判。次年的1月9日,富尔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采访时明确表示,196年的中国之行获得了法国官方的首肯,期间还与国家元首和政府保持密切沟通。富尔在戴高乐将军的授意下,公开对媒体表示法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已经不存在问题。

的确,正是法国第五共和国(1958年成立)的奠基人戴高乐将军为法中关系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他对中法关系的定位充分体现了其倡导的法国外交政策独立自主与现实主义。一方面,戴高乐拒绝冷战的两极分化让法国失去外交自主权;另一方面,法国的外交独立自主有助于该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戴高乐将军还摒弃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去看待世界,他认为在全球博弈中,至关重要的参与者是国家,无论其政治主张如何。

在1964年1月31日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他向记者着重阐述了法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性,他直言“(与中国建交)理由和意义显而易见”。他表示,中国历史悠久,中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几千年来他们耐心、勤奋,孕育了一个非常特殊、非常悠久的文明。他还尤其谈到,中国在亚洲地缘政治版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法国决定与中国建交激起美国的强烈不满,此举被华盛顿视为戴高乐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又一次挑衅。

1964年6月2日,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到任,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稍早抵京履职,中法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据称,有意邀请戴高乐将军于1971年访问中国。但遗憾的是,戴高乐在卸任后于1970年11月9日与世长辞了。

(编辑:白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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