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王简编译】法新社报道，年轻律师、司法工作者开始通过社交网络或新设立的机构曝光律师事务所普遍存在的流弊：性别歧视、精神骚扰、工作条件恶劣、歧视同性恋，以及种族歧视等。

生育阻碍女律师职业生涯

44岁的艾米丽（化名）在巴黎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14年，直到2018年被解雇。“我老板对我说，如果我或者我的合伙人朝你脸上吐吐沫、你就给我擦干了接着干活”。2015年她想要孩子，引发上级不满，经常遭受各种非常过分的批评，被拒绝休假。艾米丽说，“2016-2018年间，我加了1000个小时的班，除了吃饭、上班，生活中别的什么都干不了……我经常哭泣，上班时候非常焦虑”，“因为焦虑而流产了三次”。

女律师杜埃兹-卢弗（Valérie Duez-Ruff）说，“生育真的会阻碍女律师的职业生涯”，“我休完产假后回事务所上班，老板直截了当说你要是每天晚上7点下班的话我会疯的……”她在2010年建立了“法庭上的妈妈”（Momsàla barre）网站，目的是让怀孕的女律师能互相帮助。

“冰山一角”

2015年，杜埃兹-卢弗和其他律师一起在律师工会内创建了反骚扰和歧视的委员会Comhadis，“不光要倾听年轻律师的苦痛，还应该采取行动”。

Comhadis的前秘书布尔萨多（Vanessa Boursado）介绍说，第一步是委员会的成员去律师事务所倾听提出指控的年轻律师的诉说，然后安排年轻律师和受指控的律师对质。如果指控内容得到证实，委员会会对律师提出警告，如果问题非常严重，会采取制裁措施。

2017年以来，上告到Comhadis的问题有95起（58%涉及精神骚扰），但这肯定只是“冰山一角”。

萝玛娜（化名）已经当了7年律师，因为在当律师助理6年期间遭受太多压力，去年9月决定自己开业。她一毕业就进了一家小律所，签了半工合同，每月领900欧元，但实际每周工作70小时。两年后，萝玛娜换了一家律所，那里的人际关系是“冲突性的”，“我当时精神非常消极，甚至有自杀念头。我做了那么多工作，但却被人责骂、苛待，工资很低”。

很长时间来，萝玛娜都不愿说，“我知道如果我说出律所的状况，我会被排挤，永远不会有人让我当合伙律师”。后来一位朋友鼓励她，才找到年轻律师协会SOS Collaborateurs寻求帮助。

虽然各律所内抱怨声不断，虽然社交网络上很多年轻律师曝光情况，但律师工会接到的指控并没有增加。去年5月成立的集体自卫（Collectif Défense）协会负责人、女律师碧昂蒂（Krystelle Biondi）说，“律师们不敢找律师工会，这是有原因的”，并称“疫情爆发后，很多律师没有预先通知就解雇下属”。

该协会成员、心理学家德勒斯（Karine De Leusse）说，“律师本来被认为代表受害人”，为受害人伸张正义，“很难想象自己成为受害人”。

“每天工作12小时”

2019年毕业的阿尔杜尔（化名）在一家国际著名律所工作，但因为工作太繁重、气氛太不正常，以及很多同事得了职业过劳症，2021年辞职，到银行去当了律师顾问。

他说，“当年轻助理非常难，要全身心投入，工作量极大，收入很少，还会被毫无理由地解雇，而且拿不到补偿”。被解雇时唯一可以得到的“保护”是提前3-6个月获得通知。

阿尔杜尔还说，律所内部竞争非常激烈，“实习生之间竞争，实习生和助理之间竞争，这两个等级之间竞争”，根本无法建立信任关系。“我在当律师助理的时候，就担心实习生会比我干得出色。在这一类律所中，每十个实习生最多可以获得一个律师助理的岗位”。但留下来当律师助理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一个朋友因为病假被解雇，“他被认为不够投入，每天晚上8点就下班了”。阿尔杜尔在这两年间没敢请病假，感觉被工作搞得“筋疲力尽”。“你必须全身心投入，很少有社交活动，尤其是第一年。我每天从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周末也还是这样”，多次被拒绝休假。

（编辑：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