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提名的电影《我的船长》（Io Capitano）以敏感细腻的风格描述了两个十几岁的男孩试图通过非法移民路线从家乡塞内加尔前往欧洲时所面临的种种考验。影片呈现了他们一路上面临的暴力和危险。英国记者丹尼尔·特里林在《卫报》发表评论称，影片没有表现的是，几乎从出发的那一刻起，男孩们的旅程就受到欧洲边境政策的影响。

他们的第一站是尼日尔中部城市阿加德兹的人口走私中心。近年来，欧盟在该国投入了数百万欧元打击人口走私活动，但并没能根除这一交易，而是迫使其进一步转入地下。在利比亚，男孩们受到武装团伙的折磨和贩卖。虽然难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欧洲各国政府仍努力将他们留在原籍国。

当男孩们最终登上一艘锈迹斑斑的小船，横渡地中海前往意大利时，他们进入了一个被欧盟限制搜救行动的区域。在那里，救援志愿者一直面临着欧洲当局的阻挠。如果乘客们活着抵达意大利海岸，那么故事的主人公赛义杜（最终驾驶移民船的人）很可能会发现自己被贴上“走私犯”的标签，甚至有可能面临监禁。

根据民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很可能在今年6月的欧洲议会大选中大获全胜。欧洲议会之所以赶在大选前通过了新移民法规，也是希望打消民众对欧盟移民政策的不满和疑虑，避免极右翼党派在竞选期间利用这一议题吸引更多选票。

特里林指出，新政策通过后，中间派支持者将这一立法方案誉为欧盟传统价值观“妥协与温和”的胜利。然而，由于新规非常重视安全检查，并承诺驱逐被认为“不值得接纳”的移民，它凸显了欧洲在移民问题上的重心已经向右偏移了多远，并有可能进一步增强激进右翼的力量。

2月23日，在马耳他皮耶塔，工作人员搬运一具非法移民遇难者遗体。（图片来源：新华社）

新政策试图解决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困扰欧洲政治的一些问题。这些措施的逻辑是，更严格的管制将减少欧盟边境的混乱，使欧洲能够更有效地为真正需要庇护的人提供保护。但特里林认为，这一计划存在一系列缺陷。首先，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重点清除那些被认为不符合庇护条件的人，会导致更严格的限制。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大多数通过偷渡路线前往欧洲的人是为了逃避暴力和迫害。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缺乏安全、合法的选择。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目前全球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14亿。

其次，欧盟的问题从来都不是缺乏共同的庇护标准，而是缺乏执行这些标准的意愿。例如，去年希腊海岸警卫队被揭露对难民见死不救，但希腊并未因此受到真正的制裁。如果人权标准得不到尊重，那么纸面上看起来很好的措施（比如快速庇护程序）就可能成为不公平待遇的诱因。

第三，该协议所代表的政治妥协有可能强化激进右翼对移民问题的叙事。激进右翼的欧洲议会议员乐于投票支持新政策中的威慑措施，同时强烈反对更具人道主义色彩的内容，如欧盟范围内的“重新安置”计划，他们认为这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是不可接受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就表示，该协议“强加”了欧盟成员国对移民的“分配额度”，呼吁在6月的欧洲议会大选中“击败”该计划。

特里林认为，激进右翼反对移民并不是因为当局对移民的管理不善，而是因为他们认为移民威胁到了欧洲人的身份认同。选民对这些右翼政党的支持，是因为他们普遍认为传统政治已经失效，而不仅仅是对近期移民问题的应激反应。如果不对极右翼政党的世界观提出更全面的挑战，那么要求进一步遏制移民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即便如此，一些非政府组织仍称新政策为“一线希望”。新政策的实施需要数年时间，预计最早2026年才能启动，而且必须得到各国政府的批准。这些新政策中也包含一些进步措施，比如在联合国难民署的支持下扩大安全、合法的避难途径。特里林认为，现在主张扩大这些措施的适用范围，并对政策中较为“专横”的内容加以约束还为时不晚。但要做到这一点，欧洲需要的是勇于“斗争”的政治家。

（编辑：唐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