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李璟桐编译】在英国知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笔下，朱迪丝·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的虚构妹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虚构作家的形象。在她的女权主义论文《一个人的房间》中，伍尔芙得出结论：莎士比亚时代任何女性的创造力都会被压制，因为她们过着贫乏的生活——只能成为那些经常夭折的孩子的生产机器，没有自己的思想。伍尔芙写道，如果有任何女性幸存下来，“她写出的任何东西都会扭曲变形，都会出自紧张而病态的想象”。

但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拉米·塔戈夫（Ramie Targoff）在深入挖掘了16世纪和17世纪初四位杰出的女性知识分子后，在《莎士比亚的姐妹：女性如何书写文艺复兴》（Shakespeare‘s Sisters：HOW WOMEN WROTE THE RENAISSANCE）一书中反驳了伍尔芙的观点。她认为，伍尔夫这么说是因为她挖掘得不够深入，没有发现玛丽·西德尼（Mary Sidney）的精彩翻译、艾米莉亚·兰耶（Aemilia Lanyer）具有开创意义的诗歌、伊丽莎白·凯瑞（Elizabeth Cary）的颠覆性戏剧，以及作家安妮·克利福德（Anne Clifford）的“伟大”日记。

《纽约时报》书评发现，除了宫廷乐师的女儿兰耶之外，塔戈夫的所有研究对象都是出身高贵的女性。

不过，即便对受过教育的女性来说，贵族生活也是一种特殊的折磨。她们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家里的男人去上学，自己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还可能早早被嫁给专横的蠢货——玛丽·西德尼15岁时就被38岁的沉闷鳏夫彭布罗克伯爵“选中繁衍后代”，并成为英格兰最宏伟的庄园之一的女主人。

伊丽莎白·凯瑞与丈夫亨利爵士育有11个孩子，但亨利爵士认为妻子飞速发展的剧作家天赋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他去荷兰参加战争的两年，他的母亲找人以伊丽莎白的名义写信给他，以防他因发现妻子太有才华而厌恶她。

此外，对贵族女性来说，确定但任性的“长子继承制”也非常残酷。安妮·克利福德为了扭转自己被排除在父亲遗嘱之外的命运，苦苦挣扎了40年：父亲的遗嘱明显违背了嘱托，将他在北方的全部财产都留给了他的弟弟。她不畏丈夫甚至国王的反对，最终赢得了胜利，拥有了家族五座摇摇欲坠的城堡。她在自传性写作中对记录和法律索赔进行了详尽记录，实际上，这是她一生为证实她的生存权而做出的努力。

如果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女性想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身上寻找当代的榜样，她们一定会失望。女王在演讲中将自己的性别视为一种异常。正如塔尔戈夫所指出的，伊丽莎白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性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毕竟，这位“童真女王”从未被迫屈从于一个能合法控制她人身和财产自由的丈夫，也从未经历过成为人母或丧子的痛苦。

不过，作为一位学者和作家，伊丽莎白是成功的，她从12岁起就开始将作品翻译成拉丁文、法文和意大利文，并为我们留下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演讲、书信和诗歌。她关于追求者离去的痛苦诗篇，罕见地揭示了女王理性面具背后受伤的女性：“我存在，又不存在，我冻结，但又被烧毁，/因为我的自我分裂了，一个我背离了另一个我。”（I am and not，I freeze and yet am burned，/Since from myself another self I turned.）

对另一个自我的寻找主导了《莎士比亚姐妹》的故事。这些女性往往像女王一样，在翻译他人的诗歌和神学著作的面纱后开始写作。被丈夫责骂的伊丽莎白·凯瑞根据约瑟夫斯（Josephus）对古代犹太历史的彻底改造，创作了充满活力的诗剧《玛丽雅姆的悲剧》。她通过被冤枉的妻子的视角，戏剧化地描述了希律王对背叛的痴迷。

就玛丽·西德尼而言，她的声音总是被隐藏在她才华横溢、名气更大的兄长（诗人菲利普·西德尼爵士）之下。在玛丽的帮助下菲利普翻译了43首希伯来诗歌，之后玛丽又创造性用128种不同的句式和节拍组合，翻译了另外107首希伯来诗歌。

而艾米莉亚·兰耶却没有因其非凡的文学成就而获得如此赞誉。她博学多才，甚至用拉丁语做梦。但她最接近上流社会的一次却是成为宫内大臣亨斯顿男爵（亨利八世的王后安妮·博林的妹妹玛丽的儿子）的情妇。

亨斯顿在爱米丽亚怀孕时将她一脚踢开，把她送给了一个和她父亲一样卑微的音乐家。她的《拯救上帝》是一本关于基督受难的激进诗集，她在书中致敬了许多社会女性希望得到她们的赞助，但没有成功。作者认为诗中坦率的女权主义色彩可能令她们感到震惊。1611年出版两次后，该书在接下来的360年中停止再版，但今天我们仍然清晰地听到了它的激情而响亮的信息。

塔戈夫的意图是从莎士比亚的姐妹们身上剥去那层文学上的蒙昧，将她们作为超凡脱俗的幸存者呈现出来。她们的作品流传至今，因此，这些试图逃脱却被活埋的女性，才能令如今的人感到如此沉重。

（编辑：李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