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在战后的欧洲，抗议无处不在。在“铁幕”的两边，从巴黎到布拉格，从米兰到弗罗茨瓦夫，普通人走上街头，群众运动席卷欧洲。这些运动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无论成功与否，它们都给欧洲留下了一些“遗产”。

1965年夏天，大量白色自行车出现在阿姆斯特丹街头，供人们免费使用，目的是反击“柏油马路被机动车支配的恐怖现象”。

这些自行车是由荷兰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行为艺术家们摆放到街头的。他们认为，每天都有人因为汽车丧失生命。因此主张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应禁止汽车通行，并让涂成白色的自行车大军充斥整个城市。这些自行车不会上锁，会成为“第一种免费使用的公共交通工具”。

阿姆斯特丹的警察显然不赞同这一提议。他们认为，“自行车没有上锁，会招来小偷”，于是将这些自行车移走。

他们没有预见到，这种共享单车模式有一天会在世界上众多城市中推行。

《金融时报》指出，在如今的欧洲街头，被涂成白色的自行车通常意味着悲伤的消息，表明有骑自行车的人丧生。今年夏天，伦敦、柏林和米兰都发生了抗议活动，抗议者们要求改善自行车基础设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洲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还需要更多努力。

荷兰的白色自行车是战后欧洲发生的各种“群众运动”之一。在新书《美在街头》中，欧洲现代史学家约阿希姆·C·海伯伦以20世纪50年代为开端，以柏林墙的倒塌为结尾，关注战后欧洲的各种抗议活动。

海伯伦认为，在这几十年间，欧洲出现了改变抗议示威性质的新运动。人们的抗议行动超越了传统的示威游行，从“占屋运动”到制造“即兴事件”，再到在核电站露营，人们通过选择自己穿的衣服、听的音乐、爱的情人、在俱乐部彻夜跳舞等方式进行抗议。新的运动应运而生，特别是反种族主义、妇女解放、同性恋解放和环保主义。

很多抗议组织者认为，传统的工人运动已经“过时”了。荷兰白色自行车运动的发起者们就表示：“侵蚀大众的鸦片不是宗教，而是消费资本主义，尤其是对汽车的崇拜。一氧化碳就是它的‘香火’。”

新左翼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就在1964年提出，有色人种、妇女、同性恋者、嬉皮士以及任何渴望打破“白人至上、异性恋至上、资本主义至上”陈规的人，都可以填补工人阶级留下的空缺。

左图为《美在街头》，右图为本书作者约阿希姆·C·海伯伦。（图片来源：企鹅出版社/作者官网）

海伯伦写道，幽默也是一种“抗议武器”。1967年，西德当局将赖纳·朗汉斯和弗里茨·特费尔撰写的讽刺小册子视为“煽动暴力”，两人因此被起诉。他们把受审过程变成了一部喜剧，全程“自导自演”了这部喜剧。他们的“表演”最终获得了回报：两人被无罪释放，并成为反主流文化中备受推崇的资深人士。

《卫报》书评指出，海伯伦对反主流文化抗议的定义范围很广——从把鲜花插在士兵的步枪里，到政治谋杀。他还提到“街头斗争”带来的亢奋。20世纪60年代，西柏林一个名为“爆发的萨多-马克思主义国际战士”的团体认为，如果“找对了门道”，那么聚众闹事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摧毁那些“让生活难以忍受”的东西：“商品、汽车、混凝土道路、支离破碎的时间……”

不过《卫报》认为，海伯伦的一些分析让人觉得有些空洞和浮于表面。例如，在关于妇女运动和同性恋运动的章节，他“将不同的斗争硬塞进了一起”。不过，他对格林汉姆妇女和平营的分析相当精彩而感人，这个妇女组织从1981年到2000年间坚持反对在英格兰伯克郡部署巡航导弹。海伯伦不仅分析了这种非暴力的政治抗议，还认识到这些女权主义者在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让女性可以在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争斗之外，尝试另一种切实可行的生活方式。

他还描写了那些搬进柏林墙附近废弃建筑、尝试集体生活的“占屋者”们。他们在街道上摆放长桌，共同就餐，废除私人房屋，削弱传统的资产阶级式家庭结构。这种行为“对一些人来说是地狱，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天堂”。

这些运动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它们留下了什么遗产？海伯伦指出，一方面，这些运动非但没有推翻资本主义，反而帮助资本主义“变异”并生存下来，因为抗议者们的反阶级思想倒逼雇主们改变了工作文化。如今，很多公司通过提高福利待遇来培养员工的“忠诚度”。另一方面，海伯伦认为，许多反主流抗议活动的愿景至今仍然很有启发性，比如打造“一个没有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世界，一个保护和珍视自然而不是为了利益而开发自然的世界，一个居民有权拥有自己的城市、经济适用房和公共空间的世界”。

海伯伦重申，无论总体评价如何，那个时代的抗议活动确实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果”。这些活动也为今天的行动铺平了道路，比如气候行动倡议和自行车回归。

（编辑：唐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