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从一个被排除在战后欧洲经济奇迹之外的贫穷国家，到“最全球化的经济体之一”，爱尔兰资深记者、作家芬丹·奥图尔通过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镜头，记录了祖国在他有生之年发生的深刻变化。

“我父母的婚纱照总是让我想起老式西部片中的边陲小镇，”奥图尔在《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开篇写道，“他们如此优雅而光彩照人，带着上世纪50年代的荣华与隆重。母亲身穿精心制作的白色婚纱和面纱，父亲穿着线条简洁的定制西装。”

之所以像西部片里的情景，是因为与华丽的服装相比，他们身后的婚礼教堂既没有哥特式建筑的繁复曲线，也没有巴洛克式建筑的华丽金边，而是一堆毫无装饰的混凝土砖块。那并不是真正的教堂，只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场所，在正式的教堂建设期间临时为人们提供服务。不过，这个过渡性质的“教堂”在婚礼举办时已经存在了11年之久。

“这里没有历史，正在发生某种人口迁徙。这些过渡性建筑永远不会完工，只是在等待着被拆除。正如它们没有过去一样，它们也不打算有未来。它们使我的父母看起来就像站在一块未开发领土上的殖民者，”奥图尔写道，“然而，他们并不是移民，只是爱尔兰城市新区的定居者。”

奥图尔的父亲萨米是都柏林公交车的售票员，母亲玛丽在一家香烟厂工作。他通过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镜头来观察现代爱尔兰。《纽约时报》刚刚把《我们不了解自己》评为“2022年度十大好书”之一。该报书评文章指出，在奥图尔的叙述中，渺小的事物变成了史诗，地方性的事物具有了普遍性。读者们跟随他的视角，从一年跳到另一年，从一个故事跳到另一个故事，从一块马赛克砖跳到最终的完整拼图。

《我们不了解自己》囊括了过去60多年来爱尔兰发生的惊人变化。奥图尔把他出生的那一年，即1958年，作为叙述的开端。在他的一生中，这个国家多次发生变化。“我的人生太无趣了，不适合写回忆录，”奥图尔在后记中写道，“而讲述爱尔兰现代历史的书也已经有很多。”于是，他采取了一种融合式写法。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部现代爱尔兰的个人历史”。的确，它既不是一部回忆录，也不是一部绝对的历史，更不是个人沉思录或对信仰的描述，而是上述所有内容的“大杂烩”：他的生活、他的国家、他的思想、他的疑虑、他的愤怒、他的骄傲、他的怀疑，所有这些最终汇集到读者面前。

奥图尔把变革的开始归功于爱尔兰经济学家惠特克（T. K. Whitaker）在1958年写的一份250页、名为《经济发展》的文件。惠特克认为，对于缺乏自信的爱尔兰来说，“关上过去的门”，在经济和文化上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是一个好主意。

就这样，一扇扇大门被打开或关闭，引发了教会权威的没落、爱尔兰教育改革、北爱尔兰暴力事件的爆发和最终平息、爱尔兰经济的转型和民族灵魂的剧烈动荡。

左图为《我们不了解自己》，右图为作者芬丹·奥图尔。（图片来源：Head of Zeus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官网）

1961年，爱尔兰有了自己的电视台，一半以上的节目是从美国引进的。1963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出席爱尔兰总统官邸的一个花园聚会时，人群将他围堵得寸步难行。一家报纸说，这是“陋习、无知和不良教养的表现”。奥图尔则认为，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不知道该如何自处，成了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

1970年夏天，12岁的奥尔图在盖尔语地区学习时，不小心把一群猪从猪圈里放了出来。这时，一个正在搞旧物义卖的男人像挥舞指挥棒一样优雅地挥舞着他的手杖，以绝对的自信和潇洒把这群猪引回了猪圈。第二天早上做弥撒时，奥图尔看到同一个男人在指挥唱诗班，“那旋律就像蜿蜒的河流，缓慢而宁静，但又毫不妥协”。后来奥尔图才知道，这个人是音乐天才塞恩·欧·瑞阿达（Seán Ó Riada），正是他引领了爱尔兰音乐的革新。

“爱尔兰在过去60年中的转变，有时感觉就像一个新世界从外太空降落在一个旧世界之上。”奥图尔写道。

在1960年到1980年的20年里，爱尔兰“从以养牛为主的农业经济变成了国际工业秩序的一部分”。1972年，爱尔兰出口了价值3500万英镑的电子产品；到1982年，这些出口产品的价值已高达每年10亿英镑。渐渐地，人们看到了一个可以离婚的爱尔兰，一个允许同性结婚的爱尔兰，一个不再有炸弹袭击的爱尔兰，一个虽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全球化的经济体之一”，却至今仍然受心理疾病、消极情绪和偏见困扰的爱尔兰。

在这本书的结尾，奥图尔写道：“旧的正在崩盘，但新的还没有完全诞生。”《卫报》书评称，他的书为促成崩盘的力量找到了一种形态，以一种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讲述，帮助读者理解过去60年里爱尔兰的混乱、奇异能量和令人费解的秩序。正如奥图尔在书中所写：“我的父母是一代爱尔兰人的象征。经过几代人与肮脏和绝望、与贫穷和暴力的斗争，锻造出一种严肃性和可敬性。他们坚定的自尊就像从泥土中挖出的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编辑：唐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