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网】近日，一批以患病为由头吸引关注的网红出现在中国互联网。这些“病媛”的举动令人想起19世纪，那时，欧洲上流社会也曾兴起一阵“以病为美”的风潮，甚至有人故意染上不治之症，以身试险……
带妆住院、患病不忘卖货“病媛”现身网络
去年，一则上海“拼单名媛”的新闻刷爆中国社交网络。起因是有博主揭露一帮所谓“名媛们”经常一同拼单酒店、包包、下午茶，甚至二手丝袜，营造“高端生活”的假象。一时间，“假名媛”的嘲讽蔚然成风。
令人没想到的是，一年过去了，“媛”这个在汉语中表示美好女子的字，在众多网红的操作下，沾染上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含义。
报道中的“佛媛”图。（图片来源：小红书）
搔首弄姿在书店自拍打卡的，叫“书媛”；零下几十度在户外也要露出浑身细肉的，被称为“雪媛”；穿着棉麻长裙、挎着爱马仕包包上香许愿的，叫“佛媛”……
最近，又一批“病媛”进入人们视野。据“健康时报”等媒体报道，她们穿着病号服，化着精致的妆容，神色甜美在医院的病床上躺着，介绍自己患乳腺癌、抑郁症、甲状腺结节等疾病。事情当然还没有结束。过了几天，她们会声称自己已经痊愈。下一步，术后有显示伤疤的，就分享祛疤经验，推荐某品牌的疤痕贴之类；做了癌症手术的，就带货保健产品。
“医学是一门神圣的学科，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场所。这些人为了博关注、引流、涨粉、带货，声称自己身患重病，在医院里化妆摆拍，既是对医学、医院的亵渎，更是对承受病痛折磨患者们的不尊重。”中国多家媒体也纷纷下场点名，号召群众不追奇，不盲从，不给这些所谓的“媛”们“面子”，才是真正能医好她们“病”的药。
疾病美化，早在19世纪的欧洲就是潮流
先不论“病媛”是否确有其事，其实，美化疾病以此吸引关注度的操作，欧洲早在19世纪就已经玩过一轮了。
当时，人们挑战的疾病不同凡响——肺结核。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这种疾病是致命疾病。按照“现代微生物学之父”罗伯特·科赫的说法，即便是那些最可怕的传染病如鼠疫、霍乱也应列于肺结核其后。在19世纪，欧洲平均每7个人就会有一位死于结核病，堪称是“人类死亡之首”。
当时，济慈、雪莱、拜伦、肖邦、歌德为代表的众多名人都没有逃过肺结核的魔爪。但病魔的肆虐却也让19世纪的西方人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病态审美。并传出了只有天才配得肺结核，因肺结核而死是件格外“浪漫”的事的传言。
《茶花女》的作者大仲马曾说“患肺病在1823和1824年是一种时髦。”他经常热切地和结核病患者接触，希望可以被传染上结核病，但始终未能如愿。他眼中最时髦的死法也是肺结核：“每次感情激动之后咳血，而且死于30岁之前”。
但丁·罗塞蒂的绘画。（图片来源：推特）
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但丁·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曾把自己健康的妻子描绘成诗歌中身患肺结核的女主角去世那一刻的形象。在画家笔下，自己的缪斯面孔苍白，闭上双眼，飘逸的红发垂在背上，以一个美丽的姿势迎接死神的到来。
艺术照片《弥留》。（图片来源：推特）
英国摄影大师亨利·佩奇·罗宾逊（Henry Peach Robinson）也创作过肺结核相关的题材。在1858年的艺术照片《弥留》中，因肺结核死亡的少女正在被母亲、姐姐、未婚夫环绕，远处窗外是繁华的大都市。与罗塞蒂一样，这位摄影师也同样把带来长久痛苦的疾病美化为临死前那一瞬。
诗人雪莱和济慈都是结核病患者，在雪莱给济慈的信中，雪莱曾说“这种上帝的疾病更配得上你这样妙笔生花的才子。”诗人拜伦甚至意淫自己死于肺结核的样子，想象自己躺在棺材里听女士们说：“看看可怜的拜伦，他弥留的样子多么有趣。”
穿着紧身胸衣的女性。（图片来源：推特）
肺结核审美更是影响到当时女性的衣着打扮，姑娘们的许多妆容都参照肺结核病人为模特：苍白的皮肤、面上浮着一层腮红，病恹恹的模样。为了营造出“弱柳扶风”的脆弱美感，紧身胸衣被应用到了极致，随后更是加上钢骨和铁扣子，搭配钢铁裙撑，刑具一般的服装前所未有的强调了一位女性极致的苗条身材。
按照当时人的看法，常年穿紧身胸衣更容易感染肺结核。这样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现实：长期身着紧身胸衣的女性会发生肋骨变形，进而影响了肺的呼吸和血液循环，更导致内脏下移，因此各类病痛频发，体弱多病是难免之事。
为何肺结核会被塑造为一种时髦？
人类的疾病有千千万，为什么唯独肺结核被赋予了一种浪漫的想象，并成为了一种“艺术家病”？
文化评论家苏珊·桑塔格的著作《疾病的隐喻》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这与肺结核导致的症状有关：患者普遍身形消瘦、脸色苍白、青筋毕现，低烧带来的潮红令脸颊泛起一层红晕，被誉为“玫瑰香腮”，再加之久病后虚弱无力，言谈举止都显得温文尔雅起来。这种“病态美”恰好契合了十八世纪浪漫派文学的想象。而且，死于肺结核的人身体也不会缺损，能够基本保持着一个体面的状态。
济慈临终前。约瑟夫·塞文（Joseph Severn）摄，1821年。（图片来源：网络）
其次，结核病的病理迟迟没有被确定，从而为人们的想象赋予了大量的空间。当时的人们往往认为结核病源于过度的、受挫的热情，所以当时结核病的治疗经常强调静养。结核病人被人们看作是忧郁、敏感、激情、在反复的发作中毁灭自己的代表。甚至有专家从心理素质方面研究，特别指出：患肺结核的人大都聪慧，富有才华，感情强烈而纤细……
“结核病审美”也与当时经济层面阶级的变动紧密关联。当时，逐步丧失了经济、政治地位的贵族们因为在物质层面没什么优势，就只好通过强调文化观念、身体素养层面的东西来把自己和资产阶级分离开。起源于社会下层人士的结核病被美化，正是贵族阶层试图创造新的定义来主导美学理想，争夺文化上领导权的一种尝试。
当时的贵族阶层崇尚苍白的形象。图为《绝代艳后》剧照。（图片来源：IMDb）
转机发生在1882年3月24日晚，德国柏林大学卫生研究所的一间图书室，一位医生向台下的科学家们宣布一桩重要成果：发现肺结核致病菌。他就是后来的现代微生物学之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
在科赫的基础上，法国科学家卡尔梅特和介朗在1922年制成了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即著名的“卡介苗”。1943年，美国微生物学家瓦克斯曼成功提取链霉素，而后，对氨基水杨酸、异烟肼和利福平的相继问世，令结核病逐渐退出了流行病行列。
科学家们战胜了病魔，对肺结核病人的病态审美和浪漫主义遐想也就此殒灭在历史的烟雾中。
（编辑：秋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