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从豹纹图案到全灰色室内装饰，是谁在决定什么是坏品味、什么是好品味？娜塔莉·奥拉踏上了探寻幕后操纵者的旅程：在高街服装连锁店里、在政治领袖紧闭的门后、在电视名人光鲜亮丽的面孔前、在高档餐厅内……

在Netflix最近推出的纪录片《贝克汉姆》中，有一个精彩片段注定会在各种社会学讲座上被不断重播：维多利亚·贝克汉姆身穿优雅的白色上衣，对着镜头讲述她工作有多努力，其实“非常工薪阶层”。这时，大卫·贝克汉姆突然出现，问她父亲开什么车送她上学，并强调要“说实话”。维多利亚回避、反驳，最后还是承认：“好吧，（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爸爸有一辆劳斯莱斯。”

《卫报》书评指出，娜塔莉·奥拉一定会对此事津津乐道。奥拉是《坏品味》一书的作者。她拥有牛津大学英国文学学士学位和苏塞克斯大学后殖民研究硕士学位，当过保姆和家庭教师，后来意外进入创意营销行业，最后成为作家。尽管出身工薪阶层，她却近距离观察着精英阶层。

维多利亚并不是唯一一个用“工薪阶层”来形容自己的出身，从而试图证明自己现在的地位多么来之不易的人。正如奥拉指出的那样，在大众的想象中，“阶级”已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力和所有权的概念，现在更像是一种消费者身份。此外，它还有第二层定义，即“上流社会”，意味着高雅、精致和品味。“有品味就是有地位，”奥拉写道，“就是理解了掌控金钱和机会的人所推行的社会准则。”如果说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实现了“阶级跨越”，那她靠的不是金钱，而是品味。2022年，《尚流》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现代身份的新象征”（特斯拉、稀有品种狗、中东香料）的文章，称社会地位既可以通过出身获得——例如皇室成员，也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获得——例如贝克汉姆夫妇，他们是“自己精心打造的帝国的主人”。

究竟是谁在决定品味的好坏？《电讯报》书评指出，时尚杂志上的建议和昂贵餐厅里的菜肴看似无害，但奥拉认为问题的根源要深得多。通过规定普通人应该如何生活，统治阶级可以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并让其他人陷入一种追求“好品味”的持续焦虑状态。

奥拉对这些“准则”进行了敏锐而尖刻的评论。她注意到，极简主义家居、Normcore穿衣风格、有机化妆品和“清洁饮食”等流行趋势，实际上暗藏着对那些缺乏时间和手段去实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的微妙鄙视。在本书关于休闲度假的章节中，她指出时间本身就是终极奢侈品，生命越来越被视为“需要充分利用的限量商品”。因此，就有了遗愿清单、超级马拉松、《死前必去的1001个奇妙地点》等。

左图为《坏品味》，右图为本书作者娜塔莉·奥拉。（图片来源：阿歇特出版社/作家Instagram账号）

奥拉有自己的阶级轨迹。她出生于伯明翰的一个工薪阶层家庭，后来考上了大学，有了高雅的文学品味，在伦敦东部的“创意”行业找到了一份不稳定的工作，也没有经济保障。她的工作内容之一是为一名富有的杂志出版商填写费用收据，这位出版商喜欢在Moleskine笔记本上写关于无产阶级的诗，崇拜蒂尔达·斯文顿，嘲笑女同事的手提包和高跟鞋。这是奥拉经常遇到的类型：他们“富有、上进心强，但显然热衷于通过更朴素的审美选择来掩盖他们在剥削经济中的既得利益者地位”。

雇主们越来越重视“文化契合度”。求职者发现，音乐、着装或谈吐品味不佳意味着他们不会被录用。此外，有整整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善于察言观色，却无法像之前幸运的几代人那样“囤积”财富。奥拉指出，“品味”就是这些年轻人的全部财富。她描绘了一群年轻人在Instagram上发布“在租来的卧室角落里摆拍的高品味生活照片”的情景。“他们通过共享一碗腌橄榄来展示自己的高端品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从时尚、美容，到家居、美食、休闲，奥拉一路解释了为什么“品味”会侵蚀它所接触的一切。

在书中，奥拉自始至终都将工薪阶层描绘成被动的受害者，“他们被告知要隐藏自己的欲望，遵守由统治阶级决定的一系列规则”，这不仅剥夺了他们的能动性，还揭示出“上流社会”对工薪阶层的品味缺乏兴趣的现象。

《卫报》书评认为，《坏品味》是奥拉在当下这个Instagram、《Kinfolk》杂志、Glossier彩妆、简约风装饰大行其道的时代，对1979年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研究巴黎知识分子品味的经典著作《区判：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进行的一次“升级版”改编。

不过，《卫报》也指出，奥拉在书中没有太关注艺术、音乐、电视、电影或文学方面的品味，而且书中的大部分例子来自美国，具有一定局限性。此外，尽管她声称希望生活在一个只把品味视为“性格的一个方面”而不对其加以评判的世界里，但她自己在书里也没少评判别人。

总体而言，本书大胆、新颖、具有挑衅性，是对消费主义、阶级、欲望和权力之间交叉关系的一次启示性探索。

（编辑：唐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