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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低生育率已成困局

【欧洲时报】随着经济形势走低、生活成本上升,英国的低生育率日渐雪上加霜,陷入困局。高收入国家陷入生育率危机成为常态;即便多项政府政策叠加,英国在有限的育儿福利和反移民等保守政策的影响下,短期内快速提高生育率依旧困难。

持续低位的出生率

据统计,2021年,英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了1110万,而15岁以下的人口为1040万,英国65岁以上人口首次超过了15岁以下人口。到2066年,预计英国65岁及以上的居民将进一步增加860万,使这一群体的总人数达到2040万,占总人口的26%。人数的增加大致相当于今天瑞士的全国人口。

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在2020年创造了其自1939年以来最低的生育率,该数据为每女性生产1.58个孩子。虽然在2021年生育率略有上升,但2021年的1.61依然低于疫情前的数据,而总趋势也从1960年代后一直下降。自2018年以来,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出生率则甚至低于二战中1941年的1.73。计算上怀胎需要的时间,2018年以来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人生育的欲望甚至低于1940年被德军轰炸,每晚需要躲进防空掩体的英国居民。

在2012年的短暂高潮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生育率下降了15.9%。和这两个地区一样,北爱尔兰和苏格兰也面临巨大的人口危机。在过去十年中,北爱尔兰0至14岁人口已经下降了10%。而苏格兰在2022年的出生人口总数则是1855年后第二低的。

过低的生育率不仅会导致老龄化,也会导致总人口下降。若希望保持人口稳定,每个女性需要生育约2.1个孩子。以现今的医疗技术,即便经过疫情的影响,英国居民的预期寿命也在80岁以上。在这样的条件下,若人口下降,政府的养老金支出将会激增。若没有足够多的工作人口缴纳税务,政府财政将无法满足巨大的医疗和养老金支出。缺乏工作人口也会导致物价上涨、缺乏技术创新等其他负面影响,继续干扰经济发展。

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2020年创造了其自1939年以来最低的生育率。图为3月12日,在英国伦敦,一对父子参加圣帕特里克节游行。(图片来源:新华社)

不生孩子的各种理由

根据2022年Ipsos的一项调查,英国18至50岁女性中高达46%的人没有生育意愿。其中,一半的人表示是出于关于育儿费用的担忧,62%的人表示若生育成本降低,他们会考虑生育。

导致英国生育率低的原因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英国高昂的生活成本。根据OECD(经合组织)的数据,英国的育儿费用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约为孩子家长收入的一半,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数据则是20%左右。2010年至今,英国的育儿成本上升了2000英镑。如果双亲工作,孩子的祖亲也没有时间照看孩子的话,每年的日托费用将达到惊人的1.4万英镑;而假如只有一半的时间需要日托,孩子的家长每年也需要在日托上花费7千英镑。若算上其他开销,如幼儿食品、衣物等,将对家长的财政状况影响巨大。

英国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约为32300英镑。与之相比,瑞典的数据约为38500英镑。德国的约31400英镑虽然略低于英国,但德国、瑞典等国更高的育儿福利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平均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此外,住房价格也是很多英国人不愿意生育的原因。2010年至今,全英房租已经上涨至少四分之一。很多希望生育的人无法承受更高的房租,一室一厅的小公寓也没有空间再多住一个人。尤其在生活成本远超英国其他地区的伦敦,一室一厅的小公寓月租平均在1250英镑,而两室一厅的平均为1650英镑。对于一般英国家庭来说,他们的房租约占月工资的26%。在房租上涨和高昂育儿费用的双重压力下,很多即使希望生育的人也望而却步。而对于正在付房贷的人群,育儿成本也会对他们熟悉的生活方式带来很难承受的压力。

社会的进步也造成了生育率的下滑。2021年,英国无宗教信仰人数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37.2%,而基督教人口中生活世俗化的也占很高比重。在过去十年中,超过两千座教堂因无人使用被迫关闭。英国的世俗化导致了避孕产品的使用正常化,而1968年英国堕胎合法化也是把女性从纯“生育者”身份中解放的重要一步。与英国逐步世俗化相辅相成的是欧美的女权运动。二战中,很多女性替代参军的男性进入工厂等参与工作,证明了女性并不输于男性;二战后,女权主义者和盟友们也渐渐为女性争取到了性别平等、同工同酬。现今,很多女性不会因社会压力放弃自己的教育或事业成为家庭主妇,双职工家庭渐渐成为主流。在1900年,英国只有11.9%的已婚女性参与工作;而在2022年,全英有72.3%的女性在职场打拼。据牛津大学的数据,在2019年,英国57%的本科生为女性,高于男性的48.2%。

对于很多不生育的女性来说,生育是选择,而不是义务。“Child-free(不要小孩)”一词也成为了选择不生育的女性的最爱。与之前常用的“childless(无孩)”不同,“Child-free”更加注重女性主观的选择,而非导致无法生育的客观元素。甚至可以说,他们认为自己选择不生育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想被怀孕或育儿而困扰。网络论坛Reddit上的Childfree板块有超过150万用户,TikTok上“#childfreebychoice(选择不要小孩)”的视频也常有上百万的播放量。这些用户选择不生育的原因很多,但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没有孩子的生活更美好、自由。

政府干预成效甚微

解决养老金缺口的最简单方案之一就是通过提升退休年龄扩大工作人口以减少领取养老金人群。早在2007年,英国政府已经立法将把英国的退休年龄在2028年前将提升至67岁,并最终在2046年前提升到68岁。英国现今66岁的退休年龄在欧洲已经名列前茅,暂低于意大利、丹麦、希腊等国的67岁,高于比利时的65岁、斯洛伐克的64岁等。继续提升退休年龄几乎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可避免的未来,以丹麦为例,在2030年后,每五年将根据居民预期寿命提升,每次提升最多一年。但提升退休年龄是一项有极高政治风险的决定,每次欧洲国家提升退休年龄都会爆发大规模抗议,近期法国的总罢工和骚乱也是由提升退休年龄引起的。

每次欧洲国家提升退休年龄都会爆发大规模抗议,若新生人口不够,再激进的延迟退休手段也无法解决低生育率造成的所有问题。图为2月1日,约50万英国教师、火车司机和公务员举行罢工,要求增加薪酬。(图片来源:新华社)

即使能够成功提升退休年龄,此举也只能解决一半问题。若新生人口不够,再激进的延迟退休手段也无法解决低生育率造成的所有问题。如军队、警察、公务员等的政府部门需要年轻公民;体育、金融、新兴科技产业等也依赖年轻居民加入工作,所以政府必须通过其他手段鼓励生育。以北欧国家为例,新生儿的家长将会获得生育补贴、产假、政府提供的免费婴儿工具包。在丹麦,第二个孩子起家长将每季度收到2572丹麦克朗(约300英镑)的现金补贴;在瑞典,新生儿的家长将会享受到总共480天的带薪产假;在芬兰,孩子的家长会收到一个塞满了婴儿服装、玩具、床上用品的工具包;哪怕是波兰,家长也会获得每个月500波兰兹罗提(约90英镑)的补贴,而在柏林、汉堡等地,婴幼儿日托也完全免费。

英国虽有一定的生育补贴,但因补贴不够,生育率依然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家长只能获得每周15-30小时的日托,而每个孩子的补贴则只有每季度500英镑。只有第一和第二个孩子才可以激活税务减免,而每个孩子则最多只能返还2935英镑的税费。即便算上政府提供的免费日托,孩子的祖亲偶尔帮忙,剩下的时间进行付费日托,英国政府的补贴也不够满足日托的费用。如果不使用税费减免,政府会报销约85%的如日托费用在内的育儿费用。但无论如何,两种情况都会显著提高家庭生活成本,减低居民生育的欲望。

英国居民虽有52周的产假,但前6周的薪水则将被降低到平均周薪的90%,随后的33周的薪水为172.48英镑或周薪90%中更低的数字,而剩下的13周为无薪产假。也就是说,在33周的“带薪休假”中,休假者月收入将是约740英镑。对于平均月收入2200英镑的英国居民来说,无疑是大打折扣。而对受教育程度更高、薪资更高的人群来讲,每周172.48英镑的收入无异于失业。

而最简单直接的手段则是通过移民或发放短期工作签证的手段解决用工荒。2022年末,英国首相苏纳克宣布将为印度每年发放3000个为期两年的工作签证,英国近年来的高竞争力人才签证(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 visa)也将吸引全世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英工作。但是,这类签证只能解决高级工种的人才供应,而无法满足非技术类工作的需求。脱欧后,英国长期依赖来自波兰等国雇员的农业产业陷入了用工荒,英国政府也被迫重新开放短期工作签证,允许波兰等国的农民在农忙季节来英国工作。在2020年最危急的时候,英国需要多雇佣6万名货车司机才能满足货运需求。虽然英国政府通过紧急拨款从欧洲大陆紧急招聘到了司机,但从长远来看,尤其是欧洲大陆也在以类似速度老龄化时,这种亡羊补牢也不足以解决英国人口减少后非技术类岗位工人供应的缺口。

外籍劳工无法缓解老龄化压力

西欧国家在冷战时期和现今的中东国家都依靠外籍劳工和短期签证解决其用工荒的问题。以卡塔尔为例,88%的居民为非公民,他们也无权获得永久居住权或国籍,很多外籍雇员甚至被限制其所能居住和生活的区域。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中东国家因其对工人待遇等问题饱受西方批评,西方国家也因众多因素无法使用同样的严格手段对待工人。

而德国的经历也让多数西欧国家惧怕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短期工作签证。1961年起,德国向土耳其共发放了约150万临时工作签证(Gastarbeiter)。起初,该签证为期两年,到期后工人应该按时回国。但在德国雇主的压力下,签证两年的时限被延长,工人亲属也被批准和有签证的工人在德国团聚。虽有一部分工人最终回到了土耳其,绝大多数则选择留在经济更发达的德国。留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原本集中居住在工厂附近的宿舍或居民区里,但第二代土耳其移民则受到德国教育,精通德语,其中一部分人也融入了德国社会。但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土耳其裔犯罪团伙等也导致了很多的争议和排外情绪。前些年两位德国国家队的球员因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为“我的总统”也在德国国内引起了众怒。

对于英国来说,大规模通过临时工作签证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并非上策。几年前的英国脱欧公投中,因反对来自欧盟国家移民而选择支持退欧的人也占比很高。根据YouGov数据,支持脱欧的人中有高达43%的人认为移民问题是导致他们选择脱欧的原因之一。而反移民的苏纳克首相和内政大臣布雷弗曼的政策也导致他们无法掉转船头欢迎移民。

(编辑: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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