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从1920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到1976年去世，阿加莎·克里斯蒂可以说是第一位现代文学名人，也是传记作家笔下的热门人物。为这样一个人写传记时，如何能写出新意？

阿加莎·克里斯蒂漫长的写作生涯，不仅在她生前受到媒体记者们的仔细审视，在她85岁离世后也被很多传记作者深入挖掘。因此，要把她的传记写出新意并不容易，尤其是她许多最私密、最真情流露的信件都被家人或工作伙伴销毁了。除非能奇迹般地发现不为人知的隐藏文件，否则新传记的作者也就只能对那些已经被翻烂的旧材料进行一些新的阐释。

英国历史学家露西·沃斯利的新作《阿加莎·克里斯蒂：难以捉摸的女人》是继2007年劳拉·汤普森的《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之谜》之后又一部重要传记。沃斯利表示，她的写作意图是将阿加莎从人们对其生活和小说作品的误解中“解救”出来。

《观察家报》书评指出，与汤普森笔下的完美形象不同，沃斯利在赞赏阿加莎作品的同时，也坦率描写了她的缺点。“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构成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人的大量矛盾元素中，有一颗黑暗之心，”沃斯利写道，“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写出了连孩子都能杀人的故事，还在于她的作品中包含了今天人们无法接受的关于种族和阶级的观点。”的确，阿加莎的一些小说中含有令现代读者反感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描写。不过，这到底是她“内心黑暗”的证据，还是她所处环境造成的局限性，仍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所有阿加莎传记都离不开一个核心情节：她在1926年12月失踪了11天。在她亲爱的母亲去世后不久，阿加莎的丈夫阿奇告诉她，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想要离婚。在事业上，由于《罗杰疑案》大获成功，阿加莎还面临着创作后续作品的巨大压力。一天，她把年幼的女儿罗莎琳和仆人一起留在家里，开车去了萨里山，随后失踪。人们发现，她的汽车撞到了采石场边缘的灌木丛，她的衣服和驾驶执照还在车里。正当警察在附近的水塘里搜寻她的尸体时，阿加莎来到了哈罗盖特的一家温泉酒店，并以“特里萨·尼勒夫人”的身份入住。她给自己买了很多新衣服，并与其他客人一起跳舞。当这位知名作家失踪的消息传到哈罗盖特时，有人听到“尼勒夫人”评价阿加莎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人，我不想聊她”。

左图为《阿加莎·克里斯蒂：难以捉摸的女人》，右图为作者露西·沃斯利。（图片来源：霍德与斯托顿出版社/LiteraryCritic）

对这一失踪事件的看法，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分为两个阵营：要么阿加莎真的失忆了，要么她是装的。一位男性记者甚至认为，她这么做是故意要陷害她丈夫。沃斯利则坚定地认为，阿加莎患有精神疾病（这种病如今被称为“分离性神游症”），并对她表达了最深切的同情：“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生中经历的最大不公，并不是她的丈夫在她为母亲守丧时背叛了她，甚至也不是精神上的痛苦，而是她在全国性报纸上因为自己的疾病以如此公开的方式受到羞辱。从那以后，人们总是怀疑她表里不一、撒谎。”

沃斯利的书可能没有揭示什么令人震惊的秘密，但她的优势在于用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审视阿加莎的生活和工作。她认为，尽管看上去很保守，但阿加莎“可以被称为一个‘隐藏的’女权主义者”，其中一个有力证据，就是阿加莎塑造了一个经久不衰的女性侦探角色——简·马普尔。沃斯利认为，以马普尔为主角的小说“表达了阿加莎对一个出了问题的英国的看法，而在这个国家，一个单身老年女性仍然可以成为一股正义的力量”。

《卫报》书评指出，沃斯利的观点并不完全是新的，但她带着一种富有洞察力的同理心，这让她能够客观看待阿加莎的局限性和偏见，而不是将其简单地归类为“民粹主义者”和“不负责任的母亲”。

沃斯利还指出，用“套路化”来形容阿加莎的作品也是不客观的。阿加莎擅长将一个难以捉摸的谜团放置到一个引人遐想、人物丰富的背景中，并一再重复这种技巧。沃斯利认为，阿加莎在描写人物对话和打破社会刻板印象方面有极强的天赋，她敏锐地捕捉到了20世纪日益加剧的阶级焦虑，许多角色都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身份转型时期。

这或许与阿加莎本人的经历有关。她出身于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中上层阶级，一生中在情感上和物质上都经历过巨大的损失和命运的逆转。

在这部传记中，沃斯利还对阿加莎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出色的描写。例如，虽然阿加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我们几乎没有听到过她发表政治观点，不过从一条新闻中，我们能窥见她那种置身事外的态度：她总是无视空袭警报，每次听到之后只是在床上翻个身而已。在沃斯利笔下，我们了解到，阿加莎近乎疯狂地购买房产，低调、保密地资助第二任丈夫的考古事业，热爱丰盛的食物。沃斯利为我们呈现了完整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吗？或许没有，但她的探索范围已经足够广泛。

（编辑：唐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