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你是标准女人“诺玛”吗？》1945年，美国俄亥俄州主流媒体《诚恳家日报》发起了一场竞赛，寻找身材与石膏雕像“诺玛”一样的女人。“诺玛”（Norma）和“诺曼”（Normman）是一女一男两尊雕像，其身材塑造基于从1.5万名年轻女性和男性身上采集的平均数据，这些人几乎都是体格健全的白人。后来，有近4000名女性向《诚恳家日报》提交了她们的身高、体重、胸围、臀围、腰围、大腿围、小腿围和脚的尺寸，但她们中没有一个人能与“诺玛”的身材完全一致。

英国《卫报》书评指出，正如莎拉·切尼（Sarah Chaney）在她引人入胜的著作《我正常吗》中所提到的，“诺玛”，这个发音与“正常”（Normal）相近、看似代表了女性魅力的缩影，其实是从有偏差的样本中得出的。事实上，我们所采纳的很多关于人类身体、健康和行为的“正常”标准，大部分是基于世界人口中这类人群的数据：西方人、受过教育的人、生活在工业化社会里的人、富人和生活在民主社会里的人。切尼指出，西方人占世界人口的不到12%，但在心理学研究中作为样本的比例却占96%，在医学研究中占80%。

这样一个在全人类中占比极小的群体是如何主宰我们所认为的“正常”标准的？通过细致的研究，切尼将历史追溯到1800年，当时“Normal”这个词只是一个数学术语，指的是垂直于某平面的直线（也就是“法线”）。一路走来，她研究了优生学、种族主义和不够全面的统计抽样如何误导了我们对“正常”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儿童成长、性别和身材的看法。

切尼在书的开篇形容自己是“一个害羞笨拙的孩子，戴着厚厚的塑料框眼镜”，她大部分时间都埋头于书本中，梦想着一个更好、更神奇的世界。在青春期，她因自己的“不合群”而感到恐惧，但这种恐惧实际上可能很正常。

从什么时候起，“正常”变成了一种理想的人类特征？这个故事要从一位名叫阿道夫·奎特莱（1796-1847）的比利时天文学家和统计学家说起，他收集了5738名苏格兰士兵的胸围数据，并将其绘制在一张图表上，以得出一个理想的“平均人”数据。他还树立了这样的理念：任何偏离曲线中心的情况都属于某种反常现象。

左图为《我正常吗：对“标准人类”的200年追寻史》，右图为本书作者莎拉·切尼。（图片来源：Profile Books）

19世纪晚些时候，寻找“正常人”的历史上更险恶的一章开始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博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开始倡导优生学，以“改善未来几代人身体或精神上的种族质量”。高尔顿发明的“种族科学”鼓励“合适”的人多生孩子，“不合适”的人少生孩子，甚至阻止某些人生育。到19世纪末，优生学已经渗透到西方医学的大部分领域，1907年，世界上第一部优生学法律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获得通过，该法律规定对州政府关押的“罪犯、白痴、强奸犯和低能儿”进行强制绝育。1904年至1908年，德意志帝国在非洲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进行种族屠杀期间，德国优生学家尤金·菲舍尔对被德国士兵强奸的赫雷罗妇女所生的孩子进行了医学实验。他得出的结论是，两个种族结合所生的孩子比他们的德国父亲“低劣”。他的研究影响了阿道夫·希特勒，并为反犹太人的《纽伦堡法案》提供了理论支持。

之后，“正常”的僵化观念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同性恋被归类为犯罪，然后又被归类为精神疾病。直到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才在同性恋权利活动家的倡导下，同意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删除。截至2020年12月，仍有69个联合国成员国将自愿的同性行为定为犯罪。

强烈的情绪，如愤怒或哭泣，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但在一些时期却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认为，自控力是文明人的标志。为女性争取投票权的人被认为缺乏“冷静的气质”，被嘲笑是“歇斯底里的年轻女孩”。一些西方科学家利用“原始”情绪的理论来支持种族主义，并为殖民主义辩护。维多利亚时代的进化心理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认为，一些“低等人种”，如布须曼人（南部非洲土著人），具有“非常易怒的天性”，因此“不适合融入社会”。

切尼还深入研究了女性对身材外貌的不满，养育子女的观念变化（1921年，人们认为母亲外出工作是养出“熊孩子”的原因），以及对“正常”和“不正常”的心理健康的看法。在维多利亚时代，歇斯底里症（也称“癔症”）是典型的“女性疾病”，同样的症状在男性身上常被诊断为“神经衰弱”，也就是“文明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当今世界上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存在精神障碍，其中焦虑症和抑郁症最为常见。

在书中，切尼还列出了不同时期的心理健康和性倾向问卷。《卫报》书评人乔西·格劳修斯填写了一份1928年的人格调查表，对诸如“你会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做白日梦吗？”“身在高处时，你害怕跌落吗？”等问题回答了“是”，被诊断为“神经质”。“按照1928年的标准，我绝对不正常。但我们当中又有谁是正常的呢？”格劳修斯在书评末尾写道。

（编译：唐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