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从60年前的披头士乐队到如今的偶像男团，主流媒体在描述他们的粉丝时往往居高临下。身为“饭圈女孩”的一员，网络文化记者凯特琳·蒂凡尼（Kaitlyn Tiffany）带来了不同视角的作品。

1964年2月，披头士乐队第一次到访美国时，有4000名歌迷（和100名警察）在纽约机场接机。当时的媒体写道，在他们下榻的酒店前，聚集了“眼神狂热的人群”。

“从早到晚，电台主播们都在鼓励学生们逃学去见披头士，反复公布披头士的行程计划、航班号和预计抵达时间，”NBC新闻主播切特·亨特利在披头士抵达当晚这样播报，“我们派了3个摄影小组挤进尖叫的年轻人中间，为后人记录下这些景象和声音。”

最终，这些录像并没有播出——对于晚间新闻来说，这种内容被认为“过于轻浮”。

时至今日，这样的景象仍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60年前对着披头士激动尖叫、热泪满面的女孩们，和对着后街男孩、贾斯汀·比伯、单向乐队、BTS尖叫的女孩们看上去没什么不同。如今，她们被称为“饭圈女孩”。

当年的媒体无法理解女孩们对披头士的狂热喜爱。《纽约时报》前战地记者大卫·邓普西（David Dempsey）试图从“心理学、逻辑学、人类学”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认为这些女孩的激情是“愚蠢和无害”的。

在美国主流媒体对披头士现象的报道中，撰文者几乎都是资深白人男性记者。他们对披头士的音乐着墨不多，反而对那些为之“发狂”的女孩们极尽描写之能事，不屑一顾、居高临下，嘲笑中带着一丝同情。

“一提到粉丝文化，人们就会想到缺乏自制力的女性、工薪阶层、有色人种和情绪失控的人，”德保罗大学副教授艾莉森·麦克拉肯（Allison McCracken）说，“这一切都与所谓‘白人直男’的特质——对情绪和身体的自控力——恰恰相反。”

1964年，粉丝们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欢迎披头士乐队。（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凯特琳·蒂凡尼也是一个“饭圈女孩”。1994年出生的她与单向乐队（One Direction）最年轻的成员哈里·斯泰尔斯（Harry Styles）同龄。这是一支从选秀节目出道的英国男团，成团于2010年，正是社交网络开始爆发的时候，因此被视为“首个流量男团”。少女蒂凡尼也成为了他们的“饭圈女孩”。

如今，蒂凡尼已成为《大西洋》月刊的网络文化记者。在其处女作《我想要的你都有：饭圈女孩如何塑造互联网》中，她把读者带进了一个由互联网、偶像和狂热粉丝构成的“爱丽丝兔子洞”。蒂凡尼追溯了饭圈的历史，揭示了这个以女性为主体的群体在数字时代能产生多么惊人的能量，乃至能够左右经济、社会的发展。

如果不是依靠粉丝，单向乐队的文化影响力可能并不突出。但粉丝们能够通过在流媒体“刷量”轻松左右音乐排行榜。单向乐队催生了一个强大的网络社区，粉丝们发布同人小说和搞笑表情包，偶尔也会“互撕”（粉丝间的大规模争斗）。后来，因为“互撕”愈演愈烈，单向乐队也受到影响，濒临解散。

这种影响力并不局限于娱乐圈，也能在社会事件中发挥作用。例如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BTS的粉丝们就通过短时间大量发送偶像的视频瘫痪了美国警方针对反种族歧视示威者的应用软件。

蒂芙尼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饭圈女孩协助塑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交网络。“在大多数人使用互联网之前，粉丝们就在用互联网了。”蒂芙尼写道。

她指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互联网诞生初期，就有很多专为摇滚乐队粉丝设置的论坛。互联网让有共同喜好的人得以形成组织。后来，粉丝们几乎总是成为第一批使用新平台和互联网新功能的人。

在二战后的繁荣时期，营销人员们意识到，辍学为家挣钱的孩子越来越少了，更多孩子有了零花钱和大量休闲时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产品的受众明确定位为青少年群体。随着青少年市场的兴起，出现了面向青少年的文化产品。

蒂芙尼写道，只要青少年继续作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类别存在，这个行业就会持续为他们提供偶像。记者和评论家写到这些偶像时，往往默认他们的营销价值，但又带有轻蔑的色彩。

与这些记者不同，蒂芙尼以幽默、同情和同道中人的视角，为年轻女性重塑了互联网历史。她以动人的细节阐述了一个人将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一群唱着愚蠢情歌的可爱男孩身上究竟有何意义。她将饭圈视为一种挫折应对机制和创造力出口：它可以是一个孤独无助的青少年的救命稻草，也可以是一个中年母亲的青春记忆，或者是任何人的情绪宣泄口。

蒂芙尼认为，饭圈并不只是歇斯底里的女孩们的“领地”，而是数字创新、艺术和社群的孵化器。《纽约时报》书评则指出，在互联网上，饭圈既可以是青少年走向网络霸凌的途径，也可以是自我了解的方式。有时，它甚至可以锻造出像蒂芙尼这样有趣而敏锐的作家。

（编辑：唐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