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千百年来，尼罗河的源头在哪里一直是个谜。19世纪，两个英国探险家跟着一个曾经为奴20年的非洲向导，踏上了充满艰辛、病痛和挫折的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

写作旅行者故事的第一定律是：越惨越好。没有读者想看精心设计的旅行计划或天边绚丽的日落景色。他们想看被困在冰里的船，还有绝望到啃食自己靴子的人。更绝的是，两个维多利亚时代身处东非的探险家，被仇恨吞噬，因发烧而虚弱，半饥半饱，但仍然执着于解决一个困扰了世界2000年的谜团。

《纽约时报》书评称，《众神之河》以语言精练、快节奏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两名探险家——理查德·伯顿和约翰·斯皮克是如何在一场探险中由朋友变成敌人的。两人在1857年出发，寻找尼罗河的源头。本书作者康迪斯·米拉德（Candice Millard）曾是《国家地理》杂志的作家和编辑。

两人寻找尼罗河源头并不只是为了追逐名声和荣耀，也是为了填补地图上那块诱人的空白，是对知识的真正贡献。但这并不容易。

伯顿比斯皮克大6岁，经验更丰富，是探险队的队长。斯皮克是二把手。他们本应合作无间。斯皮克是熟练的测绘师和地理学家，伯顿是天才语言学家。两人都无所畏惧，雄心勃勃，但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共同点。

伯顿是既是学者也是探险家——他是第一个前往禁忌之城麦加的英国人（伪装成穆斯林），会说25种语言，后来还将《爱经》和《一千零一夜》翻译给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斯佩克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是出身贵族家庭的军人，也是喜欢狩猎大型动物的猎人，在熟人眼中，他是“一个优秀的、有男子气概的、不矫揉造作的典型英国人”。

两人很快就成了死敌。他们被同一个目标“捆绑”在了一起，却把大量的精力用于谴责对方，就像《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美国知名话剧）里的角色被改写成一对互相不对付的维多利亚时代探险家。

几乎从探险一开始，伯顿和斯佩克就被一系列陌生的病痛折磨着。旅程开始3个月后，他们来到一座2000多米高的山下。“我们因痉挛而颤抖，头晕目眩，耳朵因虚弱而失聪，四肢难以支撑身体，”伯顿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固执而绝望地凝望着那条几乎垂直的上山路。”

斯佩克需要3个人扶着才能站起来。然后，他发起高烧，开始神志不清地咆哮。为了大家的安全，搬运工拿走了他的武器。探险队随身带的食物本来应该够维持一年，但已经快吃完了。附近没有村庄可供交易，也几乎没有任何猎物可供猎取。出于对蛋白质的绝望需求，他们开始吃蚂蚁。

本书中，作者很少描写自然事物，除了象牙贸易之外，几乎没有提到大象，对狮子、豹子、长颈鹿和角马也只写了寥寥几笔。

作者的笔锋紧紧围绕着伯顿和斯佩克。与发现南极大陆的探险不同，伯顿和斯佩克踏上的这片非洲大陆，用作者的话来说，“被人类占领的时间比伦敦或巴黎还要长几十万年”。

图为尼罗河流过吉萨金字塔群。（图片来源：纽约公共图书馆）

千百年来，商人们一直讲述着高耸的山脉和巨大的湖泊如何孕育了尼罗河，但这条河的终极秘密一直未被揭开。对当地人和商人来说，对局部流域或河段的了解再详尽，也不代表了解这条世界最长河流的全貌。没人知道这些湖泊和支流是如何连接起来的。自古罗马时代以来，探险家们一直试图沿着尼罗河的上游走到它的源头，但他们都失败了。新的策略是采取迂回路线，从海岸向内陆进军。

伯顿、斯佩克和其他探险家像行军一样，跟着100到200人的大篷车商队艰难前行。他们走的大部分路，都是由非洲和阿拉伯象牙商人以及被奴役的人在几个世纪里开辟出来的。到19世纪50年代，这些贸易商队仍然兴旺。米拉德写道，当时在整个东非，“给人戴上镣铐、贩卖人口仍然是司空见惯的行为”。

搬运工们扛着从被猎杀的大象身上切割下来的重达几十公斤的象牙蹒跚而行。感染天花病毒的人横尸山野。被抓走或被买走的可怜人们疲惫地跋涉，目的地是奴隶市场。

本书故事的其中一位主人公也曾戴着绳索和锁链在奴隶主的商队中跋涉。作为伯顿和斯佩克的向导，西迪·穆巴拉克·邦贝在探险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他一生经历的艰难困苦，超过了他的雇主所遭遇的一切。

邦贝出生在当今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边境附近的一个村庄。他被入侵者绑架，被拉到数百公里外的海岸，然后被扔进一艘拥挤的小船，再渡过300多公里的海峡，来到桑给巴尔岛。路途中，死在海上的人被扔到了海里。邦贝活了下来。在桑给巴尔臭名昭著的奴隶市场上，他被人用几块布料换走，运往印度，在那里当了20年的奴隶。

主人死后，邦贝获得了自由，并想办法回到非洲。米拉德写道，在邦贝生命的最后阶段，这个被剥夺了姓名和家庭的人“不仅是非洲探险史上最有成就的向导之一，而且可能是在非洲足迹分布最广的人”。

历史爱好者们知道伯顿、斯佩克等探险家的名字，米拉德则提醒我们像邦贝这样的人所发挥的作用，他们为探险家们引路。还有那些无名的搬运工和劳工们，他们与探险家们并肩行进，用吊床艰难地抬着他们虚弱、发热的身体，一步步地翻山越岭，跨越河流。

（编辑：唐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