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5月4日编译】牛津大学教授艾玛·史密斯（Emma Smith）在她的新书《口袋魔法》（Portable Magic）中告诉我们，在阅读之外，书籍还能发挥很多作用。

英国《卫报》报道，新冠疫情出现以来，人们最熟悉的画面之一，就是坐在书架前的专业人士——无论是电视上的内阁部长，还是在家办公的会计师。参加视频会议的专家们总是以书籍为背景，其中既有高深的专业著作，也有人们耳熟能详的企鹅经典，有些人还会摆上去年的国际布克奖候选书籍。书籍不仅被用来装点房间，也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人希望自己被如何解读的信号。

正如艾玛·史密斯在《口袋魔法》中所言，自从德国人古腾堡发明印刷机以来，人们就热衷于在书架前摆出各种姿态。事实上，中国人印刷书籍比欧洲人还要早几个世纪。不过，最早让“书架摆拍”发扬光大的是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1750年代，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从“国王的情妇”转型为“知识女性”，蓬巴杜夫人让她最喜欢的画家弗朗索瓦·布歇画下她站在书架前，或翻着书若有所思的样子。

在布歇笔下，女人可以既性感又聪明。这似乎给了玛丽莲·梦露灵感。在一张1955年拍摄的知名照片中，她身着泳装，全神贯注地阅读着《尤利西斯》。第二年，梦露和剧作家阿瑟·米勒结婚，《名利场》杂志报道此事时用的标题是《书呆子娶了性感美女》（Egghead Weds Hourglass）。如此看来，梦露“读书摆拍”目的与当年的蓬巴杜夫人相似。

图为牛津大学教授艾玛·史密斯（Emma Smith）。（图片来源：企鹅兰登书屋官网）

在《口袋魔法》中，作者探讨的主题是阅读的实体性，或者她所说的“书性”。书籍作为实体，具有强大的适应性，不仅能在家庭空间中作为门挡、瑜伽砖，在困难时期偶尔作为火种，在家庭之外也能发挥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口袋大小的《圣经》被套上全金属外套，希望被放在靠近心脏的位置时，可以替士兵抵挡敌人的子弹，同时拯救他们的灵魂。在本世纪初，大约250万册言情小说的碎片被用来制造吸音降噪层，用于铺设英国的M6高速公路。这是大多数书籍的命运。企鹅兰登书屋在埃塞克斯经营着一个大型的“集中退货处理场”，每天粉碎、碾压和打包大约2.5万本旗下出版物。

本书还讲述了乔·奥顿和他的情人肯尼斯·哈利维尔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对图书馆书籍进行的创造性改造。他们每周都会从当地图书馆找出一些乏味的小说，剪掉封面图片，用一些超现实的元素重新拼贴，然后再把书送回图书馆。比如，菲利斯·汉伯顿1960年的小说《女王的宠儿》（Queen's Favourite），封面不再是一个穿着伊丽莎白领的年轻细腰女人，而是变成两个赤膊的男性摔跤手。在一本对约翰·贝特曼的研究著作中，这位戴着草帽的诗人的照片被替换成了一个穿着内裤、大腹便便、满身纹身的男人。

艾玛·史密斯将这种行为解读为一种古怪的行为艺术。他们恶搞的书都是大量印刷的，很容易更换——这和在经典艺术品上给古人画胡子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是在抗议图书馆向民众提供品味平庸、题材单调的书籍。奥顿和哈利维尔后来被判处6个月监禁。但他们认为，自己获刑的真正原因是性取向（当时在英国同性恋是非法的）。《每日快报》称，一名杀害乘客的醉酒司机和这两人得到的刑期是一样的。

法官们担心奥顿和哈利维尔释放的“思想毒药”，这与古人对书籍作为疾病传播媒介的恐惧相似。早在1907年，英国公共卫生部门就规定，家中有人感染天花、霍乱或肺结核时，家里的书就算不被销毁，也要进行消毒，因为他们担心书会把病菌带到其它地方。艾玛·史密斯很快看到了这与新冠疫情的相似之处——英国政府的早期指导方针警告，在网上购买的书籍应该先隔离72小时才算安全。

当然，这也可以反过来发挥作用。艾玛·史密斯表示，科学家们正在收集古代书籍，以获取早期读者留下的DNA——皮肤细胞和打喷嚏时留下的鼻涕痕迹。最近，一本1637年版美国《圣经》的残余物中，就提取到了一个患有痤疮的北欧读者的DNA。更具医学意义的是，科学家们正计划对旧书进行采样，以收集现代医学问题（如抗生素耐药性）出现之前的遗传物质。

《口袋魔法》是一首写给实体书的情歌。作者提醒我们，破旧的封面在触觉上带来的情感刺激，带着罪恶感在书籍空白处写字的快乐，以及仔细研究别人留下的痕迹的乐趣。正是这些摸得到的、发自肺腑的甚至有点粗俗的乐趣，让书籍有了“书性”，也让生活有了滋味。

（编辑：唐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