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特约记者王恩博报道】深圳等中国首批经济特区今年迎来40岁生日。40年时间，深圳创造了令世人赞叹的经济奇迹，除了成长为以创新著称的一线城市外，如今她也被视作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从早年间东部沿海几大经济特区的“点”，到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都市圈的“面”，中国区域发展理念正在发生变革。在中共十九大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更上升成为国家七大战略之一。这种发展思路变化源自何处？如火如荼的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将带来什么？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又隐藏着什么挑战？做客本期欧时经济茶座的专家将为此寻找答案。

今年6月，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正式开工。黄茅海跨海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跨海通道工程，路线全长约31公里。图为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设计效果图。（图片来源：中新社）

本期做客欧时经济茶座的专家：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肖金成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陆铭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 刘秉镰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刘世锦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何飞

国家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周毅仁

中国区域发展思想：由不平衡发展论到协调发展论

中国40年前设立经济特区，初衷在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此期间，中国区域发展理念也不断进化完善。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思想经历了从不平衡发展论到协调发展论的转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1978—1998年）、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阶段（1999—2016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阶段（2017年至今）。

其中，设立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初期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主要通过促进出口，吸引国外资金和技术进而推动现代化建设。在这些经济实验室里，中国经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也成功“杀出一条血路”。

各经济特区在体制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先行先试，不仅使其自身实现了快速发展，也在全国范围内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加快了沿海地区乃至全国改革开放进程。

肖金成指出，这种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推动沿海地区发展，为推进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积累了宝贵经验。东部地区发展也吸纳了大批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发区的发展，通过示范效应、扩散效应和技术经济合作等多种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发展。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们逐渐发现，向沿海地区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取得明显成效同时，亦显现出一些不足。比较明显的是，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区域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拉近地域差距成为中国区域发展新主题。“九五”计划（1996年至2000年）首次将地区之间协调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之一，提出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随后的日子里，中国愈加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并推动实施有利于缓解内地与沿海差距扩大趋势的策。直至中共十九大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正式成为国家七大战略之一。

提高大都市辐射力 三大重点区域发展火热各有优劣

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城市群、都市圈概念近年来颇为火热。有分析指，通过都市圈规划提高大都市辐射力，带动周边城市和农村加快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向。

戴德梁行发布的《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2019》指出，从空间形态上看，都市圈是由一个具有“中心地”功能的核心城市与周边具有密切交通、经济和社会联系的近邻中小城市组成。

从内部联系上看，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十分明显，核心城市吸引着大量资源及劳动力，并促进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分工协作，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协同发展。

在中国，一些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已经成型。尤其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区域，被官方寄望孕育出世界级的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不过，虽然上述三大区域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均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政策定位、经济地位、产业格局等方面却各有不同。

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旨在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将面向更大的亚太市场，着眼协同解决长江经济带纵向发展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则重在发挥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积极作用，发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节点和重要枢纽作用，发挥在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中的支撑、引领和示范作用。

三者在各自优势突出的同时，亦有一些不足之处。

以长三角为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认为，其最大优势来自于长江。长江下游水运能力非常强，可允许5万吨级巨轮直通南京港，这使得长三角地带成为全世界罕见的江海联运地区。

与此同时，上海作为核心城市，人口众多，所集聚的各种资源全国领先，对于整个长三角地区发展非常有利。但是，由于长三角地区跨越多个省级行政单位，一体化进程也遇到了省级行政单位阻碍。

相比之下，粤港澳地区的特点则在于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

陆铭表示，广东境内城市由于处于同一个省级行政单位，一体化进程推进较为顺利。同时，广东和香港、澳门之间产业互补性也比较强。香港的国际化水平以及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短期内无可撼动，对于粤港澳地区发展非常重要；深圳科技创新能力非常强，在未来完全可能成为中国的硅谷。

不过，由于粤港澳地区存在三个海关、三种货币体系，可能会给区域一体化进程造成一定障碍。另外，除了香港，广东境内高校整体实力与长三角地区有一定差距。

就京津冀而言，尽管坐拥“首都经济圈”的特殊地位，但从经济发展来看和长三角、粤港澳地区相比明显处于劣势。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表示，从区域角度来看，中国南北差距正在不断加大，京津冀地区需要快速成长为经济新高地。该区域要瞄准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总量；在空间上要培育如雄安等更多有潜力的经济增长极，以此支撑世界级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加快产业升级，构筑区域性产业协同机制。

都市圈渐成中国经济增长主战场

受疫情冲击和逆全球化浪潮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挑战。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人才、资金集聚，都市圈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战场。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信息估算，包括长三角、京津冀等在内的12个城市群虽地域面积仅占中国国土面积的20%，人口占近2/3，但其经济份额（按2010年的不变价估算）2018年时占全国比例已接近90%。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他预计，今后5到10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发展潜能，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此外，无论是今年的热门词“新基建”，还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到都市圈不仅潜力大，风险也比较低，换言之成功的概率相对较高。

陆铭指出，目前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个城市群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地区，在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知识密集型产业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除此之外，中、西部地区也会形成一些围绕国家级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城市群内部的中心城市再逐渐扩大，最终与周边中小城市连接起来形成半径为30至80公里的都市圈，如果发展得好，完全有可能形成新的增长极，给下一轮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

近期中国高层多次提及的“双循环”理论，亦为城市群、都市圈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何飞认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区域具备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样板的良好条件和制度优势。

一方面，重大区域在全国经济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疫情背景下，长三角“三省一市”在全国经济中的占比已经由2019年底的23.94%提升到了2020年6月底的24.25%，创下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

另一方面，重大区域内部仍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发展不平衡现象。即便是由长三角中心区（27个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组成的代表中国经济发展最高水平的城市集群（共38座城市），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也依然突出、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也仍然较大。

何飞表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重大区域不仅将成为双循环体系的重要节点枢纽，而且将通过产业链转移、升级、重构等方式更好、更快地实现内部均衡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仍需构建有效新机制

当然，区域一体化发展在为中国带来众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有不少挑战仍需应对。

国家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周毅仁表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完全符合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应该是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区域经济发展领域的基本国策。

但他同时指出，从实践看，目前中国区域政策和区域管理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例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理顺，现行区域政策主要还是从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出发制定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比较薄弱。

与此同时，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地区发展类型划分体系，致使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还缺乏制度根基。区域经济管理部门权威性不足，且比较分散，统筹协调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法制工作薄弱，很多领域无法可依。周毅仁强调，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加快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刘世锦则表示，当前都市圈面临五方面现状：一是都市圈仍然面临着土地供给等不平衡问题；二是如何疏解已有城市核心区过于拥堵的人口和其它资源；三是如何统筹发展城市核心区与城市周边之间新的分工和专业化格局；四是随着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如何满足人对于城市居住的需求，提升人们生活质量；五是如何通过改革实现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

“要解决上述问题，加快建设都市圈是必然选项。”刘世锦说。

（链接）丁磊：未来单打独斗的城市越来越少 区域一体化会加速

“今天长三角的‘江浙沪包邮区’，如果从一个物流概念变成一个区域经济、人口、技术、产业快速流通的综合经济体，比起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家独自美丽，会展现出更明显的效益。”9月11日，在浙江宁波举行的2020世界数字经济大会暨第十届智慧城市与智能经济博览会主论坛上，网易首席执行官丁磊谈到城市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时如是说道。

中新社报道，丁磊表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是颠覆性的，这个过程里，出现了很多新发展诉求、新问题，这也要求数字行业的竞争治理与制度建设进行精耕细作。他建议建立良性产业竞争，“大家可以尽快坐下来谈谈，如何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法律，尤其是如何建立一个更规范、更系统、更适配的竞争治理规则。”

与此同时，丁磊注意到，现在有不少城市提出希望建设“游戏之都、电竞之都、制造之都”。他表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协同定位与分工，同样需要精耕细作。

“我看到一些报告，长三角主要城市，有超过一半把汽车、石化、通信作为重点产业，大家在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AI这些领域，竞争非常激烈。”丁磊表示，这些方向，不可否认都很好，“但是不是都适合自己，需要更多考虑。”

丁磊解释道，从市场容量看，企业、城市的定位一旦同质化，就不可避免会带来大鱼吃小鱼、互相踩踏的问题，从效率和成本导向看，错位竞争、错位分工、和而不同，应该是未来数字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未来，单打独斗的城市会越来越少，区域一体化会不断加速。”

关于创新，尤其是制造业的创新网络，丁磊坦言同样需要精耕细作。“这样的大工程，如果只靠企业零散、自发创新，既不够快也不够体系。”他认为，一些制造业强大的城市可以主动牵头承担，更精细地去制造创新条件，“比如政府可以和社会资本合作，搭建出一个大型的制造业创新网络，让整个区域的企业之间可以大规模共享技术、资源和能力，减少转型和创新的障碍。”

（编辑：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