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关于讲好中国故事，话剧艺术有着其独特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中国的话剧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有一批新锐导演正在探寻中国表达，他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艺术和美的理解，把它们转换成现代性，构筑一整套的属于我们的舞台表达语言。其中有一位佼佼者，今天将从后台走向前台，向我们讲述她是如何用崭新的中国表达，讲述崭新的中国故事。

《欧洲时报》与福建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展开合作，在本期中，知名导演、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田沁鑫讲述她是如何用崭新的中国表达，讲述崭新的中国故事。

图为田沁鑫在福建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中演讲。（图片来源：节目组供图）

叙事审美：中国的戏剧观是很松弛的

田沁鑫：中国文化有一种中庸的气质，有一种中和之美的气质，就是似非而是，似是而非之间。我们在做现实主义话剧的时候，把现实的东西搞得如此真，我觉得这个很笨。我们的现实主义都是落地中国之后的，通过艺术家的努力，变化中的现实主义。我们在戏剧创作中写的故事，都融合中国的气质，有写意的精神在里边。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我们的戏剧应该是以歌舞演故事，这是王国维先生说的。我们就会吟咏一些诗句，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心灵中对于生命的一种表达。所以中国人，其实是很重表达的，所以我们的艺术都是为了生命的这种流动而表达的。

中国的戏剧艺术，从先秦的优到汉百戏到唐参军戏，再到宋金院本，元杂剧，600年前的昆曲，200年前的京剧。中国人看戏的方式，它是受儒家的中和之美的影响，受道家超脱之虚的文化精神的影响，还有受楚骚文化这种夸世之奇的脸谱化夸张表演的影响，还有是受禅宗里边的意境之说的影响，包括其实中国的国画也是这样的，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迴。中国的戏剧观是很松驰的。

中国人认功夫，中国人在松驰的结构下，气质上，里边的内容是非常严谨的，非常要功夫的。在中国的艺术里边，中国的文化精神里边充满了我们的精神，就是它真正意义上的，用功在骨子里。

中国的艺术博大精深，中国的文化精神纯粹的为文、为人、为学。我们这么去认识中国的艺术，认识中国的文化，才真正能认识到它。我认为中国的教育还是很缺失的。上世纪80年代全面的西方文化思潮，我们觉得西方什么都好，但是没有这个“胃”，就整吞整咽。我觉得全世界的青年没有像中国孩子这么样的，信息如此广泛。因为我们身在其中，往往不那么恳切地热爱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还不是那么完整地知道：我是中国人，从血液、神经、肌肉流淌出来的，我是中国人。我身在拥有5000年文明的国家里，作为中国人的幸福感、安全感、还有我自己本人的自信。只有知道了自己是中国人，才能发出中国表情。所以在我们的影视剧作品，创作人员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另外的再有对于开放式的世界的吸收以及技术上的储备和学习，那我们就能够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结构审美：“大制作”是走向世界的探索

田沁鑫：1999年，《生死场》那部戏就是我用了中国戏曲的一种可变性和流动性的舞台结构方式。在之前，我想农村戏，那么可能会有一些实景，但是我当时没有用那些实景，我用的是中国戏曲的写意精神，所以我们那出戏就是在姿态狂热和形象魅力上用了中国戏剧的精神，就是中国的表现主义戏剧精神，它瞬间能够达到一个集中的程度。所以我们这出戏演出的时候，观众很喜欢。

当时现代文学的很多研究者也很喜欢这个作品，也没想到中国的话剧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力。其实这个表现力得益于中国的戏曲，但是它演的时候又很现代，我用了一个电影的结构方式，但是审美、美学是中国戏曲的美学方式，只是把它的精神提纯了。

从那以后，我第二部戏做的是《赵氏孤儿》。这么中国的一个故事，但是我用的是西方的一个结构技术来完成的。我的舞台的结构方式是运用了一些德国表现主义的方式，当时我也很努力地在向西方学习，所以用了一个很大的窗子架，中间有门，隔来隔去的，颜色也用的是德国的红，没有用中国的红，用了一个那种正红的，我们当时说很洋气的一种红，然后在舞台上，和我们东方大的感性民族、诗歌大国的这样一种气质进行了一次叠加。但是我们当时的尝试是没有逻辑的，我当时在做《赵氏孤儿》这个尝试，还没有这样坚定地说，我讲中国故事在用我整个的中国的审美方式在表达。

话剧在中国的生长过程就一百多年，所以大家都在探索。原来的中国戏曲，我们是戏楼式的表演方式，或者是一个简易的剧场。

现在西方的大剧场的格局在中国一个个复制，各个大城市里面都有大剧场，然后这个剧场的格局很大，顶也很高，也不太考虑中国人的身材比例，这不是中国是写意空间。如何在这样的现代化剧场里边达到我们戏剧的一个结构化的工程？在这个里边就有很多的争论。有的说为什么大制作？反对大制作。我觉得可以客观看待这件事情，舞台技术工程化的探索，其实是中国的戏剧走向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整个的结构审美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其实就像电影《流浪地球》，《流浪地球》为什么票房这么好？技术是和好莱坞同步了，这个非常可喜。那么中国的戏剧，应该跟世界是同步的，或者说是引领世界。

当代奇迹：期待中国戏剧更好的样子

田沁鑫：作为文艺工作者，现在需要提醒的就是新时代是什么？我们进入了新时代，不能是身体进入新时代，我们的思想还落后于新时代。那么在这个新时代里面，真正需要我们更加有国际视野地来表现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文艺工作者需要做的，无论是影视还是话剧，真的是呼唤这样的作品。

我曾随文化和旅游部去了广西百色，有一个扶贫的采风团，我去了以后，认识了一个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看见我们的时候说，“你们是北京的，我在北京上了7年学，我看到你们很亲切。”我问他你是谁？”他说他是百色某一个村的第一书记。当时我们的编剧们充满了好奇，一直问他为什么到这儿扶贫？你为什么要当第一书记？他说他的爷爷是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说像新中国成立这种事情他没有参与过，改革开放也是热火朝天的，他也没有参与，赶上脱贫攻坚，他觉得这是一场伟大的世界奇迹，他说必须要参与。

我最近在做一部戏，民族歌舞剧，叫《扶贫路上》。现实题材怎么做？怎么挖掘这样的故事？再做回过去的“高大全”的那种形象吗？我们二次采风、三次采风，我们用了7日、去了26个点，走遍了百色的山山水水，看了很多的贫困山村和已经脱贫的村子。

在第一书记这个形象上，也慢慢地能够积累这些很好的、很感人的素材。所以我们想平实的、不做作的、也不功利地对此进行表达。

我希望能够把中国的这一场奇迹，通过一个青年党员的形象来表现，是新时代的新党员这样一个形象。我们想我们的戏最好能够演到世界上去，让世界的观众也能够看到这么好的一个中国的故事。

中国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带着5000年文明的，但是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一个新生。世界在关注我们，小到仪容仪表，大到国家建设，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品格。中国需要灵魂，我们的灵魂是在的，承载着我们的身体。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是艺术，我们可以去看很多的艺术门类，来滋养我们自己，然后和我们的人生进行一个很好的对话。

所以，我的一个期望就是，中国的话剧的样子不是我现在做的这个样子，希望能是更好的样子。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能够带领中国戏剧在全世界的话剧节出现，能够让全世界的观众们能够看到中国戏剧的水平。中国戏剧的表达，一定好过我前面的创作，因为在新时代里边，还要有更好的高峰作品能够拿给世界人民看。

【对话】

话题一：流行文化

彭涛（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您是如何看待流行文化？中国作为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文化自信，应该如何引领青年人的流行文化？

田沁鑫：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年轻人已经广泛地接受了世界的信息，在接受世界信息时，我觉得应该不忘初心，所谓中国人的根基还是要扎牢的，这样他在消化其他文化形式的时候，就会有消化的能力和新创造的这种基因和能力。

流行文化是很好的，流行文化是非常易于传播的，它非常的活泼和易于生长。应该把我们更好的一些理念来付诸在流行文化里边，然后让它产生更加中国化的表达，走向世界的时候，它也易于流通。所以我觉得流行文化真的是很好的载体，如何让流行文化和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一个更好的对接，和我们今天需要的中国的气质、中国的文化的精神来转换，来转换并再生长，可能会有好的可能性。

话题二：文化自信

张德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我们如何在中国故事中，找到更多的与世界朋友之间的共振点？

田沁鑫：就是文化自信，这个可能是我们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最坚实的基础。我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跟他们好莱坞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你们5000年的文明，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因为你们历史长，他说我们就是很想跟你们合作。如果合作的时候，我们也很喜欢他们的技术，他们也会在技术上要求我们，过程中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故事妥协一些，有的时候技术会妥协我们的故事。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自信，我们要清楚我们的故事要怎么表达，然后学技术的时候，或者跟他们配合的时候，我们能够将技术补充进我们的故事，使我们的故事更加鲜活和敞亮起来，用技术完善我们的作品结构的时候，我们的结构可以更加世界化。当这样的作品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有戏剧，才可以有更好的姿态展现在世界上，能够产生更好的作品。

（编辑：秋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