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贵州省乐平镇有一个村子叫塘约村，几年前这个村子还是一个省二级贫困村，后来一场大水把它冲成一贫如洗。但是今天，这个贫困村却可以非常骄傲地向世界宣布，他们已经消灭了贫困现象。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王宏甲注意到这些，就到那里去调查、研究、采访。感动之余，王宏甲写了一本书，就是《塘约道路》。

《欧洲时报》与福建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展开合作，在本期中，王宏甲讲述什么是“塘约道路”，中国应该如何走出脱贫的这样一条道路。

图为王宏甲在福建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中演讲。（图片来源：节目组供图）

“七权”叠加：村民投票选择了土地确权模式

王宏甲：塘约村，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2014年塘约村还是一个省二级贫困村，全村3000多人口，劳动力1400多人，外出打工最多时达到1100多人，是个典型的“空壳村”。2014年的一场洪水让这个贫困村雪上加霜。但是仅仅两年时间，塘约村却走出了贫困的重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不到4000元（人民币，下同）提升到10030元，村集体经济从不足4万元提高到了200多万元，全村脱贫，实现了从二类贫困村向“小康示范村”的巨大转变。

在这一巨大的转变中，有三个东西最能打动人，在该村委会有4个鲜红的大字：穷则思变。这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四个字，这个村子是一个贫困村，他们虽然穷，但是看到这4个字的时候能感受到它精神不穷，它有一股干劲，这是第一。第二，该村把生产队散伙之后的农民全部组织在一个合作社里了。第三，该村把分下去的土地全部集中起来了。塘约经验、塘约道路就是“组织起来共同致富”。

塘约村的凤凰涅槃，发端于一场特大洪灾。2014年6月3日凌晨，贵州省平坝区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降雨量达170毫米，洪水肆虐，公路被毁，房屋倒塌，家具、牲畜被冲走，几代人建立的家园毁于一旦。危难之时塘约村党员和官员分头救灾，把老人、妇女和孩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全村无一人伤亡。

面对无家可归的村民，中共塘约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千万遍地问自己：“我们怎么办？” 6月5日，时任中共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到了塘约，他鼓励左文学成立合作社，把村民组织起来走出困境。当天晚上，左文学召集了11个村官员开会，提出把全村办成一个合作社，把分下的责任田全部集中起来统一经营。

做出决定后，塘约村村民代表大会投票选择了土地确权入股的股份制合作社的模式，拉开改革的序幕，率先成立村级土地流转中心，建立农村产权确权信息管理平台，对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农地集体财产权“七权”叠加一并进行确权登记，明晰了农村产权“身份证”，土地经营权参社入股，村里把利润分成讲得透亮：合作社30%，村集体30%，村民40%。“村社一体合作社”和土地产权改革立竿见影。

组织起来：村民获得了经济和生活的主体性

王宏甲：左文学这个合作社叫做村社一体的合作社，是向所有的村民敞开大门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左文学宣布村社一体的合作社成立的时候，他这个合作社里面没有一亩田，没有一个人，首先，村支两委的11个人全部加入。

在左文学的村里，那些欠人家钱的农民叫做债民，有30%的债民。这30%的债民是最踊跃来加入合作社的，于是强弱联合出现了，村支两委都被认为是最有本事的，是能人。村子最没有本事和最有本事的出现在这个合作社了。

在民众的支持下，组织起来的塘约村，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创举：七权同确、合股联营、村社一体……催生了“党总支 ＋合作社 ＋公司 ＋农户”、“合社作 ＋物流”等一系列经济发展新模式，出现了莲藕基地、辣椒基地、精品水果基地等一批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基地。

现在塘约村的变化还不仅仅是这些。当把土地都集中起来，把人都集中起来的时候，可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例如，村里有出去替人开车的驾驶员，现在回来了，开始有几十人，后来一集中有200多人，就成立一个汽车队，成立运输公司。

还有出去给人装修的，有做木匠的，做泥水的，做油漆的，做电工的。左文学自己到北京打工的时候，他就是做电工的。这些人都回来了，回来了以后组织起来有将近800人，成立了建筑公司。

还有流水线上回来的妇女，组织起来就有350多人。她们回来了她还可以干什么呢？举个例子，在建筑公司，两个主工可以用一个副工，而那个副工，哪怕从来没有进过建筑公司，只要把他带到工地上去，让他学用机器搬砖，一分钟就学会。村里面有组织以后，本来没有事情干的妇女，现在可以去上班了，就干这个副工，一个副工一天的工资是120元，一个月是3600元，干满26天就算一个月。

把土地集中起来，把人员集中起来以后，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点，就是组织起来的人员，劳动力资源是第一大资源。然后把所有的土地都集中起来，这是第二大资源。把这两大资源都组织起来和集中起来以后，才有能力去挺进市场，向市场进军，获得市场性的、综合性的大资源。

单打独斗的农民，进不了那个市场，因为成本太高，他会被市场碾碎。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进入。

组织起来的塘约村，村社一体的新模式，不仅让农民获得了经济主体性，他们同时也获得了生活的主体性。现在的塘约村不再是只剩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守的“空壳村”。随着外出务工的1000多名青壮年劳力返回家园，“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生活结束了，妇女们因家人的团聚而精神焕发。

面貌一新：社会主义制度和集体所有制孕育精神财富

王宏甲：让塘约人面貌一新的，还有一系列乡村治理的新举措，比如红九条与黑名单。红九条明确列出九项规定，违反这九项规定的人员，以户为单位，将列入“黑名单管理”，在考察期间内，该户不享受国家任何优惠政策，村支两委也不为该户村民办理任何相关手续。直至考察合格，取消“黑名单”管理后，才能恢复普通村民正常享有的权利。红九条规定：乱办酒席铺张浪费；不孝敬父母、不奉养父母；不管教未成年子女等等，都将受到惩罚。这些乡规民约都管住了陈规陋习，引导民众建设文明新生活。而党小组建在村民组、公共事务由村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则进一步从制度上保障了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左文学组织村们修一条从村里到镇上去的公路，政府答应提供雷管，炸药，挖掘机，甚至包括开挖掘机的人。但是怎么铺路，要村里出劳力。最后他们村支两委讨论决定义务劳动，愿者来。

结果全村没有人不来，只要能出动的都来了。连学生中午放学也去，傍晚放学也去，每天干到夜里12时以后，而且不是一天两天，是28天，自带干粮。

其中村里一个85岁的老共产党员杨进武也来了，左文学看见了他说：“大爷你就不用来了，你这么大岁数，你快回去吧。”可是他不回去，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看过这个场面，很多年没有看到了。老家所讲的曾经的年轻人，那个时候就是打着火把挑灯夜战。

但是今天不用举火把了，塘约村很多人家里有摩托，汽车还有200辆，他们把个人的汽车，个人的摩托开出来，开着几百个车灯，夜里照着，铺柏油路。通过这样的一种义务劳动，可以感觉到反映的就是整个人村庄人的精神面貌。

由此可以感觉到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孕育了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因为是大家在这个集体里头，才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所以左文学他才会深有感触的说：“什么资源最好？民众资源最好；什么力量最大？民众力量最大。”

塘约道路到底能不能够推广？这个不是说能不能推广的问题，是把它想明白了以后，回答一个该不该。比如说这些穷人，需要组织起来，应该组织吗？如果想清楚了组织起来没有比没有组织起来好，这是该不该的问题。

左文学这个村的村党支部，通过做这些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官员起了作用。没有左文学怎么办？要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当中，呼唤出千千万万的左文学来。就是要有信仰，一定要去干。

实际上农民也在呼唤，在呼唤一种精神，共产党员以及党支部，需要在成立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当中，在帮助这些贫困村民的过程当中，把自己不忘初心的那个东西找回来，把自己的宗旨找回来，然后锻造一支真正为民众服务的队伍。

学习塘约最重要的有两条，一个是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二是加强中共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二者的高度统一是今天迫切所需要的，它涉及中国农村亿万农民的利益。

所以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只是一个脱贫攻坚的问题。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我们都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国家，我们个人也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人生。

对 话

话题一：塘约道路有哪些优势

王诚（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塘约有什么优势？

王宏甲：贵州省是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就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而且塘约体量太小了，若不组织起来是很难进入市场经济的，现在我觉得塘约道路至少有4个优势。第一个是可以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第二个是可以加强党的领导，第三个经济新的增长点，还有速度，要速度有速度，仅仅的两到三年时间，迅速变。这四点，就是我们要复兴的东西了。

话题二：如何理解塘约村三权分置问题

张文茂（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现行的宪法精神仍然是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而经营方式，或者基本的经营制度是集体和农户双层经营的体制，这应该是改革30多先来的一个基本的取向。请问你对塘约村关于土地确权问题，特别是三权分置问题，请问你怎么理解的。

王宏甲：我在接触塘约的时候，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补课，把中共中央的文件找来，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文件，包括十一届的，包括中央一号文件。

学了以后再进行对照，发现左文学以及当地村民实行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组织起来共同致富，他要把人组织起来，并且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土地确权这个办法，土地确权为他所用了。

（编辑：李璟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