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网】中国总人口在2022年出现下降。从持续30年的低生育率到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中国人口下降的长期趋势已慢慢形成。中国人口的总量和结构将要出现的深刻变化，会如何影响经济生活？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在消失？在未来的全球人力资源结构中，中国又如何找到新机遇？这些问题的解答，亟待“两会”上的声音。

【人口负增长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是“硬币的两面”】

有“中国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省近日透露，2022年该省人口自然增长率62年来（自1961年开始）首次出现负增长，常住人口总量继续下降，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

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增长”

中新社报道，其实在不久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人口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人口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中国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对北京《农民日报》表示，长期来看，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什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通过中新社“焦点面对面”栏目解释道，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总和生育率就下降到了2.1，2.1也被称作世代更替水平，即低于更替水平就相当于已经踩下了人口增长的刹车，或早或迟就会出现人口负增长。因此，中国人口负增长起因于30年前，只是到了2022年，直观的数据才显示出来。

杜鹏指出，需要注意的是，2022年中国人口负增长，它还伴随着出生人口首次少于1000万这一事件。观察历史，1963年中国出生人口接近3000万，10年前都还在1500万人以上，2022年降到了956万。未来的几十年，中国可能都要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只是速度快慢问题。

“人口红利”需要新的转化机制

这会带来什么影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许颖指出，“人口负增长将改变中国人口数量压力的结构。”他认为，中国人口众多的压力中，少儿人口的压力将减小，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将不断增大。

中新网报道，张许颖表示，随着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呈现“聚集”和“收缩”都被强化的马太效应。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和城市群等人口持续增长，而农村、东北、部分城市地区的人口可能会加速收缩。此外，张许颖指出，伴随人口负增长，家庭小型化、家庭结构多元化特征更加突出，一人户、独居老人家庭占比不断上升。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则表示，人口负增长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是硬币的两个面，最为重要的是，在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要创新促进潜在人口机会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新机制和新路径。

【代表委员将如何探讨人口议题受关注】

“人口问题”一直是全国两会的重点议题。

“激励生育措施”引起广泛讨论

香港《南华早报》指出，在去年全国两会上，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激励女性生育的建议，包括鼓励研究生结婚生育、为幼儿园提供补贴，及在教育中推广使用人工智能以节省家庭的成本和时间等。在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越来越引发担忧的背景下，这些建议得到了广泛讨论。两会代表、委员们曾提出许多促进生育的建议，例如让“三孩”免费上幼儿园、在有条件的用人单位设立托育机构并降低多子女家庭的房贷利率和个人所得税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针对人口负增长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将如何建言献策受期待。人口出现负增长后，中国“人口红利”是否会消减等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和思考。

“劳动年龄人口”可参考国际经验

中新社报道，杜鹏指出，人口红利是经济学概念，它不仅取决于人口结构，更关键的因素是能不能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如今“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原因主要是中国劳动力数量仍非常庞大。到2022年，中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8.76亿。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本大国。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可不断促进劳动力供给和就业需求更好匹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则认为，从劳动年龄人口来看中国是负增长，但对中国来说，新增劳动力的核心是从农业向外转移，把处于剩余状态的劳动力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就业岗位。因为从国际经验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业就业比重会下降，如发达国家农业就业比重平均为3%，而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为23%。蔡昉说，“中国劳动力潜力其实比很多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增长还要大很多。”

【年轻人为何不愿生孩子？】

值得注意的是，最新数据显示，安徽、江西、广西、贵州、甘肃、青海、重庆、海南8个省份2022年常住人口仍为正增长。可见，中国出生率还会因生育政策和生育意愿的调整出现起伏波动。但是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

“生育率”受众多因素影响

29岁的于欣欣刚结婚，她告诉北京《人民日报》，虽然双方父母催促，但她已下定决心不要孩子，“我的工作处于上升期，一生孩子这些年的努力就‘白费’。且现在的工作节奏也不允许要孩子，频繁出差、加班，连小狗都不敢养。”

低生育率带来的风险主要有哪些？杜鹏表示，“少子”是人口负增长最主要动因，解决这个问题要关注未来几十年中，生育率能否得到有效提升。这个“提升”不是恢复到一二十年前的状态，而是首先使它不再进一步下降，同时，使有生育意愿的人们能够充分实现生育意愿。

杜鹏指出，导致出生人口减少的相关因素，如果不能够在未来5至10年尽快解决，可能人口负增长就会进入加速过程。而从长期来说，虽然人口增长总会进入到一个负增长阶段，但我们还是要力争生育率不出现急剧下降，不出现出生人口数量长期低迷，这样才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生育观”随社会发展变化

近年中国不断调整优化生育政策，而调整后出生人口却不升反降，为什么有些年轻人不愿生孩子了？

“生育率下降背后有多方面因素。”杜鹏指出，首先，社会保障普及后，养老不再仅依靠子女，人们的生育观念也会随之受到影响。其次，医疗卫生水平和人民健康水平在提高。如今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2岁，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已经超过80岁，这也对生育水平产生了影响。杜鹏认为，人口结构变化以后，年轻的育龄人口在减少，所以在同样出生率的情况下，每年生育的人数也在减少。

“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女性就业率非常高，女性要去平衡生育和职业发展的关系。”杜鹏补充道，教育水平提高也是影响因素之一。“我们常说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趋于下降，这里有观念的变化。教育时间延长，初婚初育年龄也随之推迟。”

【低龄老人就业是“抢饭碗”吗？】

随着人口负增长到来，人口总量逐渐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近日，#促进低龄老年就业#话题登上微博热搜。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60至65岁的低龄老人中有意再就业的比例为62.1%，55至59岁即将退休的“准老年人”中有意愿退休后再就业的比例为72.7%，具有较强的再就业意愿。

“延迟退休”或将成为必然

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会和年轻人“抢饭碗”吗？专家在《北京商报》表示，低龄老人与年轻人的就业目标、需求不尽相同，促进低龄老人再就业不仅不会挤兑年轻人的就业空间，还可以弥补一些行业因劳动力不足造成的缺口，使其相关的领域和行业更好地释放产能，有助于在老龄化社会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向《中国报道》表示，人口学界认为，此前中国峰值人口带来的惯性作用能在人口持续负增长状态下维持30至50年，这段时间便是宝贵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宋健称，“未来几十年，需要通过开发人口素质等其他要素寻找新的红利机会，利用好尚且存在的有利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表示，低龄老人依旧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延续退休或将成为必然。但郑真真强调，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不能依靠延迟退休这一单项政策，在提高个人意愿上，社会保障协同制度应优先到位。“老年人可能愿意工作，但做不到一天坐8个小时，劳动安排、退休安排要允许个人灵活选择，再在养老金的领取时间上与退休年龄进行匹配，推动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她举例称。

未来需创造“人才红利”

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陆旸在北京《经济日报》刊文指出，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丰富优质的“第一资源”。

陆旸认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更高的生产效率而非投入更多的传统生产要素，更为重视劳动力质量，需要把人才资源“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他指出，创造“人才红利”，要提高人口健康素质、优化教育质量、重视关键领域人才培养，还要为人才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营造环境，努力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中国人口从“量的优势”到“质的优势”转变，需要在哪些方向重点着力？杜鹏指出，我们要更加关注庞大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力群体，能不能获得与自己相匹配的就业岗位，使劳动力供给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紧密结合。还更应关注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是否更有利，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是否在持续提高，更应关注人口结构变化会带来哪些优势与挑战。

（编辑：李璟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