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按照卢森堡籍学者阿尔贝特·艾廷格（Albert Ettinger）的自我定位，他既不是汉学家，也不是科班出身的“藏学家”，而是一名“研究西藏史的西方文学专家”。艾廷格最早开始研究西藏问题，是因为2008年出现了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与此同时西藏也发生了骚乱事件。通晓德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的艾廷格广泛地查阅了西藏相关文献，其中包括“那些所谓法国‘藏学家‘似乎不了解的文献”。他犀利地指出了一些法国“藏学家”的明显倾向性立场和知识盲区，并从西藏、新疆、香港的西方主流报道中观察到了相同的系统虚假宣传现象。艾廷格无奈地表示，几乎没有办法抵制此类倾向性和误导性明显的宣传套路，但人们依旧有理由期待，中国不可避免的崛起最终将转化为增强的“软实力”，而这将确保“真相不再那么轻易被掩盖”。他已出版《自由西藏？——还原喇嘛教统治下的国家、社会和意识形态》和《围绕西藏的斗争——国际冲突的历史、背景和前景》二书，并将在法国出版第3本西藏主题专著。

近日，艾廷格先生欣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其研究西藏问题的心路历程，今将专访问答，全文刊载如下，以飨关心这一问题的旅欧华侨华人读者。

欧时：请为我们介绍下您的两部作品《自由西藏？——还原喇嘛教统治下的国家、社会和意识形态》（«Freies Tibet?:Staat,Gesellschaft und Ideologie im real existierenden Lamaismus»）和《围绕西藏的斗争——国际冲突的历史、背景和前景》（«Kampf um Tibet:Geschichte,Hintergründe und Perspektiven eines internationalen Konflikts»）

阿尔贝特·艾廷格：这两本书涉及西藏问题和西藏历史，最初在法兰克福由一家德国-意大利小型出版社出版。后来，它们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以及中文，后者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

这两本书各自的法语版标题是《西藏，失乐园？喇嘛统治下的政治体制、社会和意识形态》（Tibet,paradis perdu?Régime politique,sociétéet idéologie sous le règne des lamas，并没有直译德语标题）和《西藏的战争、历史、背景和国际冲突前景》（Batailles tibétaines,Histoire,Contexte et perspectives d'un conflit international）。

这两部作品内容互补，最初设想是将它们合为一本发表。

第一本书共31章，聚焦古代西藏和1951年前封建神权统治下的藏人生活。它涵盖了这些方面的内容：农奴和贱民的艰辛生活；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的奢侈、腐败和放荡生活；将藏人划分为九种种姓的“公义”，及其残酷性；笼罩在民众生活的恐怖阴影；喇嘛教（即藏传佛教）进一步巩固、合法化了传统西藏的统治和剥削制度；缺乏公共卫生条件、性病和疫情肆虐，当地人平均寿命几乎不超过30岁；人口负增长；妇女低下的地位和喇嘛的厌女立场；文盲、迷信和无知甚至影响到统治阶级成员等。

有一章特别回顾了西藏千年历史上的大量武装冲突、政治谋杀和内战，尽管在西方，西藏被描述为“地球上最和平的国家”。

我想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学家笔下的古代西藏封建社会，其实比大多数西方“藏学家”、以及那些创造出所谓喜马拉雅“人间天堂”的叙述者们的著作更接近史实。

第二本书则特别关注了以下这些问题：1）自元朝以来，中国各朝代在西藏的执政历史；2）殖民列强，首先是英属印度帝国的干预；3）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其后两任摄政统治下的西藏中部40年“事实上的独立”历史；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十七条协议恢复行使主权；5）美帝国主义及其训练的恐怖分子的行为；6）西藏自解放以来的积极发展。

有几章专门讨论了西方读者特别感兴趣的主题，如所谓的西藏“种族灭绝”和“种族文化灭绝”、西藏“人权”、“流亡政府”，甚至达赖喇嘛与前（？）纳粹分子如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和战犯布鲁诺·贝格（Bruno Beger）之间的友好关系。

在这两本书中，我引用的并不是来自中国或共产主义者的资料，而是一些往往敌视中国的外国作家或流亡藏人的记述，如：

-旧时西藏的探险家和游客，如法国的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éel）、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人齐比科夫（G.T.Tsybikov）、德国的海因里希·哈勒和恩斯特·舍费尔(Ernst Schäfer)、日本的川口江海（Kawaguchi Ekai）、美国的麦高文（William M.McGovern）；

-西藏课题历史学家、研究人员和专家，如美国的戈德斯坦（Melvyn C.Goldstein）、谭·戈伦夫（A.Tom Grunfeld）、沙伯力（Barry Sautman）或康伯伊（Kenneth Conboy）、英国的帕特里克·弗伦奇（Patrick French）、法国藏学家洛朗·德沙耶斯（Laurent Deshayes）、德国的霍普（Thomas Hoppe）和安德烈亚斯·格鲁施克（Andreas Gruschke），法国的弗朗索瓦丝·罗宾（Françoise Robin）、安妮-玛丽·布隆多（Anne-Marie Blondeau）、卡蒂亚·巴菲里尔（Katia Buffetrille），西藏的次仁释迦；

-西藏旧政权代表，如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他的哥哥图登晋美诺布和他的私人医生丹增秋卓；

-藏传佛教专家（和信徒），如澳大利亚的约翰·鲍尔斯（John Powers）、英国的琼·坎贝尔（June Campbell）、法国的法布里斯·米达尔（Fabrice Midal）。

我想证明的是，即便使用这些带有倾向色彩的资料，仍是有可能找到真相的，前提是运用我们的批判性思维。

卢森堡籍学者阿尔贝特·艾廷格（AlbertEttinger）近日接受本报记者视频专访，介绍西方学者就西藏问题的不同立场，并揭露了西方关于西藏问题的系统性虚假宣传。

欧时：您的著作与西方主流报道背道而驰，您的几部著作在欧洲反响如何？是否因此遭到过对您写作意图的指责？例如，为新疆事件发声的维瓦斯（Maxime Vivas）就被部分媒体指责为中国共产党做宣传。

阿尔贝特·艾廷格：显然，任何在诸如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等“敏感”问题上反对“主流”观点的人，都可能受到美国媒体和学术界“看门狗”的攻击。如果他们缺乏靠得住的论据，通常情况下，他们总能借助诽谤的手段。这也是他们对维瓦斯新疆著作所做出的反应。

应对令人不安的著作和立场的另一种反应，是直接忽略它们。像我这样的书，先是由读者很少的德国小出版社、然后由一个无法正常进入法国图书市场的中国出版商出版，是很容易被忽视、陷入沉寂中的。

事实上，无论是在德国、法国、比利时，还是在我的祖国卢森堡，主流媒体都没有发表过一篇相关书评，尽管这本书从一些读者，以及魏玛(即德国)一些自由思想家、一个名为CeSEM的意大利智囊团(第一本书同样在意大利出版)或是tibetdoc.org的专题法语网站上获得了积极的反馈。我在柏林接受另类信息网站KenFM的一段长篇幅采访视频有超过三万次观看、数百条整体较为正面的评论。(不幸的是，YouTube已禁止该频道的所有视频，但它仍然可以在https://kenfm.quadplay.tv/search?search=Albert%20Ettinger&searchTarget=local这个链接找到)

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看看tibetdoc.org网站上的评论链接：

http://tibetdoc.org/index.php/histoire/periode-bouddhiste/483-tibet-paradis-perdu-ou-enfer-demasque

http://tibetdoc.org/index.php/histoire/20eme-siecle/466-batailles-tibetaines-le-livre-qui-manquait-en-francais

欧时：在其他采访中，您透露自己不懂汉语、藏语，也并没有亲身前往西藏的经历，而是根据文献，以及中国专家、朋友来研究西藏。这一点是否也遭到了质疑？

阿尔贝特·艾廷格：事实上，我既不是汉学家，也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藏学家”。我拥有的是德国文学和拉丁语文学博士学位。在中国，有人在介绍我时，将我称为“藏学家”，这是一种赞扬。我个人则认为，自己更像是一名研究西藏及其历史的西方文学专家。由于我研究的主要课题是西方文学，所以不会读中文和藏文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我的工作。

我的书在德国出版前，我并没有去过西藏。那之后，我去过几次西藏。但是，我并不认为在西藏旅行能对我写书有所帮助，因为我对西藏的兴趣全都与其历史相关联，而如今人们显然不会回到50年代或1959年、更不用说19或18世纪的西藏了。另一方面，我们能做的，是阅读当时了解西藏的人的记述或专业历史学家的著作。

我并不是说去西藏旅行一无所获：对我个人而言，西藏之旅是一次有益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过友好而热情的居民，他们的生活乐趣和活力让我着迷。而正是由于对解放前的西藏有清晰的认识，我对其巨大的进步，以及它将现代生活与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能力印象深刻。

我最早开始研究西藏问题，是因为那时出现了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与此同时西藏也发生了骚乱。因为我能流利地阅读德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因此能查阅那些所谓法国“藏学家”似乎不了解、或最多读过所谓“精炼翻译版”的书籍和文章。

例如，第一类文献包括戈德斯坦、谭·戈伦夫或沙伯力等高校学者的英语著作，格鲁施克（Gruschke）、霍普和南特维格（Nentwig）等德国汉学家和藏学家的著作，甚至还包括纳粹分子舍费尔记录其1930年代在西藏的考察等资料。

哈勒的名作《在达赖喇嘛的法庭上》（原版的副标题是这样写的）就属于“精炼翻译版”的文献：在其法文版中，一些德文原著段落被整段删去，因为它们与媒体和法国大学藏学专业所宣传的美好形象背道而驰。这并不是孤立案例。在英国人、反华西藏运动负责人帕特里克·弗伦奇的《西藏，西藏》法语版中，一个重要脚注展示说明了迫使可怜人自焚的厚颜无耻势力，但它也被删去了。

欧时：请举例介绍西方学者就西藏问题的不同立场。

阿尔贝特·艾廷格：你的问题暗示西方藏学家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而是捍卫截然不同的立场。情况确实如此。

作为20世纪西藏历史的权威，被广泛认可、最负盛名的学者是戈德斯坦教授。在其作品中，有一部是基于书面记录和亲历史的不朽西藏历史著作：三卷涵盖了富有决定性的1913-1951年、1951-1955年和1955-1957年。如下这段引文可以看到戈德斯坦关于1950年代事件（《十七条协议》、西藏回归中央政府、首批现代化措施）的中心论点：

“毛泽东的长期目标是通过合作和友谊融合西藏地区。今天，我们可以说他希望藏人能自愿成为在一个多民族新中国的忠诚公民”。

这与如法国人洛朗·德沙耶斯之类藏学家的离奇论断相去甚远，后者认为中国政府在西藏所做的一切都暗藏不可告人的企图。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解放军在平民工人的协助下建设了西藏第一条公路。德沙耶斯声称中国修路只是为了“运送军队”。

然而，正如戈德斯坦所说，达赖喇嘛本人（1954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认为修路是“新建繁荣西藏的基础”。德沙耶斯进一步断言，为了修建这些道路，中国“在通常不支付薪水的条件下”使用“藏族劳动力”。并且这些人是在“类似强迫劳动、营养不良、虐待和事故等会造成真正大屠杀的条件下”“被迫工作”。

相反，戈德斯坦用文件显示，川藏公路是由大约30000名解放军士兵从昌都开始修建的，并有16000名文职和技术人员提供协助。“几乎所有工人都是[汉族]中国人。该地区的藏人则主要提供了必要的驮畜，因此“拥有大群牦牛的精英们赚取了巨额资金”。直到1954年，在西部地区的施工雇佣了约8000名藏族工人（男女皆有）。中国政府其实可以延续西藏数百年的强制劳动（徭役）传统，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支付了不错的工资，每月高达80dayan（一种银币）。对于绝大多数藏人来说，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自己拥有这么多钱。

总的来说，法国藏学家似乎比最杰出的美国学者更倾向于捍卫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的论点和叙述。也许是因为法国藏学家的研究和技能都集中在非常具体的主题上。例如，卡蒂亚·巴菲里尔和安妮-玛丽·布隆多就属于这种情况，她们似乎是出于对西藏宗教的迷恋而从事西藏研究的。

巴菲里尔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圣山、湖泊和洞穴：西藏世界的朝圣之地”。她写道，自己通过“在西藏自治区德庆市绕行卡瓦格博峰三圈，绕冈仁波齐峰一圈，绕西藏中部的提斯布里一圈”来完成在西藏的朝圣。我不确定此类研究能否助她获得评判中国在西藏自治区推行的现代化和发展政策的专业能力。

她的同事布隆多也是类似情况，她的兴趣领域是“从佛教兴起前开始的西藏宗教史”、“佛教和苯教的传统”、“佛教和苯教传统中的驱邪仪式”和“古代密教经典的起源神话和宇宙起源叙事”。

这些女士和她们的同事弗朗索瓦丝·罗宾都是指责中国想要根除藏语和藏族文化公开信的头批签署人。对于前西藏精英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以及达赖喇嘛的与纳粹友谊，在没有研究过这些问题的前提下，这三个人都公开采取否认的立场。这也是我即将在法国出版的第三本西藏历史相关书籍的主题。

欧时：西方对西藏问题的片面看法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形成过程中，有哪些令人反思的地方？

阿尔贝特·艾廷格：尽管我刚才谈到的西方藏学家之间存在分歧，但确实大众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已经形成了统一观点。戈德斯坦或沙伯力的著作几乎没有媒体报道，即使是在所谓科学出版物层面也是如此。

几十年来，主流媒体在反华研究员的支持下，仅仅是在散布和复制了来自华盛顿和达兰萨拉的虚假宣传。这意味着诸如120万藏人被“中国人”杀害之类的报道四处可见，虽然帕特里克·弗伦奇和沙伯力的研究已经揭露了真相。另一个例子：法国拉鲁斯在线百科全书写道，“许多中国定居者使得藏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成为了少数派”，而在2010年最新人口普查中，西藏自治区总人口91%居民为藏族。«Que sais-je?»系列则以青海西宁、甘肃兰州为例，来论证“中国殖民西藏”。然而，在公元前六世纪，兰州已经是首个中华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并受到长城的保护。西宁在2000多年间都是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个贸易中心，也是汉、隋、唐、宋抗击西边游牧民族进攻的据点。

目前，我们可以从新疆事件、“维吾尔族人种族灭绝”观察到类似的系统性虚假宣传。在2019年和2020年，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挑起和煽动的骚乱下，香港局势被“我们”的媒体日复一日地以带有倾向性和误导性的方式呈现。

不幸的是，几乎没有办法抵制来自北约、亿万富翁和他们所雇佣学者结合了意识形态、政治和媒体的力量。一些进步主义的网站和出版商也没有足够的分量。不过至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可避免的崛起最终将转化为更强的中国“软实力”，这将确保即使在我们所在的这部分世界，真相不会再那么轻易被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