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时专访法兰克福德中友好协会:中德故事 温暖人心

发布时间: 2017-11-25 02:39:57   来源:欧洲时报德国版 作者:张乔楠 浏览次数: 评论:0

【欧洲时报记者张乔楠报道】本期采访到的德国友人来自法兰克福德中友好协会的主席哈格(Reiner F. Haag)先生和协会理事李玛丽(Marie-Luise Beppler Lie)女士,为您讲述他们的中国故事。

悉数法兰德中友协过往

骤降的气温让人有些措手不及,午后两点的社区马路上行人不多。拐进一条小道,就来到了李玛丽(Marie-Luise Beppler Lie)女士的家门口。按了门铃,李玛丽女士热情招呼我进门。屋里很暖和,刚进门就看到了衣服架子边上挂着的毛笔字挂画。

在屋里等着我的, 还有哈格(Reiner F. Haag)先生。哈格先生是法兰克福德中友好协会的主席,李玛丽女士是协会理事。按照约定,我们在李玛丽女士的家中进行采访,这里也是自2011年后法兰克福德中友协的新办公地点。

哈格先生。(图片来源:欧洲时报记者张乔楠 摄

穿过白色帘布,我们在里屋坐下。李玛丽女士用中文问我:“喝茶吗?”她是一名汉学家,在马尔堡大学语言中心任教。我手捧着李玛丽女士递上来的热茶,青色的瓷杯子带着让人舒服的温度。这间里屋还陈列了不少中国工艺品和字画,我们坐着的椅子也是竹藤材质的。哈格先生似乎很快进入了状态,开始跟我讲述友协的过往。

他打开一份写有“1973”字样的泛黄纸张,纸上有12个外文名字。这是法兰克福德中友协成立之初的会员名单。名字全是手写的,第一位是一名陈姓华人。据介绍,这名华人来自台湾,在参与创会的数年后就因个人原因离开了。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正式确立外交关系。1年后,中国驻西德大使馆在波恩成立。陈会长很快就去了趟波恩,把自己的台湾护照换成了大陆护照。在法兰克福德中友协的几年里,他为中德两国友好交往四处奔走。

哈格先生介绍其这名单上的人。其中有些人已经驾鹤西去,有些人失去了联系,还有些人,哈格先生仍有印象。比如已故的玛丽斯·沃尔夫女士,她在1973年成为法兰克福德中友协第一批会员时,也已61岁了。此后的30多年中,她一直是协会的活跃会员。她对中国特殊的情感和兴趣,来源于她的祖父。祖辈在19世纪90年代就到了中国,并开办了贸易公司。沃尔夫女士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与遥远东方有渊源的家庭中,她个人却始终没有机会亲自去一趟中国,成为了这段家庭故事的缺憾一笔。

图为1994年法兰克福德中友好协会在文化节上的展台,左二为玛丽斯,右二为哈格先生。(图片来源:欧洲时报德国版)

还有一位名叫艾尔林的德国人,他是一名老记者,目前生活在北京,还时常为德国主流媒体《世界报》撰写文章。记者在网络上搜索发现,德国人Jonny Erling在中国的旅途仍在继续。他前往西藏,用一张张真实照片描绘当地的发展。

在他的镜头里,有孩童天真无邪的眼神,有雪域高山和山脚下的越野车,有身着红色长袍的僧侣,也有小生意人的市井生活。

在一篇题为《为什么我收集古旧中国罐子》的文章里,艾尔林讲述自己的个人喜好。

他闲暇时爱逛古玩市场,当中国商贩主跟他极力推荐明代瓷器时,他总爱问一句:有没有生锈了的罐子?老记者艾尔林钟情的是中国古物带有的德国印记。拜耳药业、巴斯夫早在100多年前就把产品出口到中国,来自法兰克福的赫斯特集团也属于这批“吃螃蟹”的巨头之一。1924年后,还有一家法兰克福企业——法本染料(IGFarben)集团活跃在远东市场。

艾尔林收集的是这些带有德企产品宣传印记的瓶瓶罐罐,在他看来,从这些古旧瓶罐能看出百年德企的宣传策略,这是它们在中国的成功故事。

友协不夹带任何政治目的

法兰克福德中友协成立后次年,即1974年,第一次组团去往中国考察。而哈格先生的首次中国之旅发生在1978年。

彼时中德刚刚建交,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正经历文化大革命,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普通德国人很少有到中国旅游的想法。组团去中国的人大多具备政治背景,比如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人士,尤其在毛泽东逝世之前,他们特别希望了解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开展交流。

哈格先生表示,那些党派人士混杂在友协的访华代表团里,友协则始终需要和这些党派作斗争。“因为我们一直坚持友协的独立性,不希望友协夹带任何政治目的,历史、文化、艺术才是友协专注的地方。一周之前,法兰克福友协组织了一场讲座,请来汉学家赫尔穆特·福斯特(HelmutForster),讲述1937 年南京大屠杀以及德国人约翰·拉贝的故事。在毛泽东时代、四人帮时代过去之后,有些会员就退出友协了,因为他们最初的加入本来就是带着政治目的的。”

两国建交后的交往还可以在学生交流上找到印迹。

哈格先生介绍,70年代就来到法兰克福学习的是4个信息技术专业的中国学生,还有到海德堡大学的10个日耳曼语言文学学生。友协跟这些学生有所接触,了解到他们勤俭的生活。

法兰克福德中友协在早期的时候,办过语言班,开过小商店,售卖一些来自中国、带有中国特色的商品、家居用品和书籍。哈格先生说,1977年,市场上很少能买到中国的产品,也没有孔子学院,没有那么多开中文课的学校。

图为1980年在友协开办的中文课。(图片来源:欧洲时报德国版)

90年代,友协还组织过新年聚餐,聚拢了整整80人的规模。那时候还没有合适的餐厅,于是友协选择了办活动的社区厅堂(Saalbau),厨师由友协成员充当。4名非专业厨师,给80多名客人准备饭菜,包饺子,煮火锅;聚餐后还要回收餐具,清洁会场……那时候的阵仗,李玛丽女士现在回忆起来,都感觉到不可思议。

随着海外华人从英国、荷兰迁居德国,德国城市里也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中餐馆。哈格先生乐呵呵地介绍,友协还自发开始了餐馆测评的“工作”。每开一家新店,友协都要去尝试一番,然后写出品尝体验,作为友协的一份出版物发出来。

说到写文章,哈格先生来了兴致。那时,法兰克福德中友协购置了电脑,是当时第一批用上电脑的机构组织,那时的计算机系统还不是后人熟悉的微软;购置了打印机,也是传统的针式打印机。哈格先生不识汉字,抱着一本大字典,对照着找到汉字的拼音,一字字打出来。

坐在旁边的李玛丽女士曾经做过文字编辑工作。很多年前,德国的多个高校还共同出过电子报,名为《Chinesisch und Computer》(中文与计算机)。

只身前往四川感受中国模样

1979年以前,李玛丽女士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模样,她找不到能反映现实中国的照片、图片或者电影。

带着这些疑问,她前往重庆,在四川外语学院担任德语教师。如今回想起来,给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打国际长途电话的回忆。

当时川外还没有外国专家楼,她住在宾馆里。国际长途通话3分钟,就能花去70元人民币。当时的70元,价值甚至超过了70德国马克。价格高昂是一回事,打一通电话几经周转的折腾,相当费事。她如果要打一通电话回当时的西德,需要从宾馆的总机处拨出电话,经北京国际联合总机,再转接到西德的家中。中间转接可能需要等上1个小时。

她9月到了重庆,两个月内都没能和家里通上一次电话。

11月份,她要迎来自己在中国的第一个生日。她接到了北京拨来的电话,电话里头的人用中文问她,你是否同西德通电话。她答道,是的。电话里又问,那你是希望西德拨到中国来,还是你想从中国拨过去。李玛丽想都没想,只觉电话费太贵了,赶忙说:麻烦请让西德拨打过来!

在这个问题上,她和西德的父母不谋而合。她抱着听筒,听见了北京总机的工作人员拨通了电话。当工作人员还在说话的时候,她已经能听到背景音里爸爸的声响。

“爸爸!爸爸!”她难耐内心激动喊了出来。初到德国的两个月后才第一次与家人通电话,他们都语无伦次了,不知道从何说起。

因为妈妈希望能把和女儿通话的内容录下来,想念女儿的时候能听一听。

如此一来,收录机里,就录上了李玛丽令人忍俊不禁的“爸爸!爸爸!”的呼唤。在接受采访的家中,她把当时的情节又重演了一遍。

两年后,李玛丽搬进了川外。有一次她试着通过川外的总机拨打电话去西德,她做了登记。结果不知从哪处总机打来了一通电话,电话里头问她:“请问西德……是哪一个省?”李玛丽一听不对劲,拨错了,赶紧挂了电话。

如今诉说起这样的细节,她也哭笑不得,旁边的哈格先生忍不住也笑了。相比起国际通话,李玛丽女士介绍,当时的中国邮政服务运转已经很好了。哈格先生点点头表示赞同。

由于李玛丽在川外当教师,需要一些外文书籍材料。法兰克福德中友协给她寄送过书本的包裹,李玛丽也试过从中国给西德寄过东西,过程都很顺利。

今天,德国奶粉在中国很受欢迎,许多家庭以德国奶粉作为唯一选择。记者没想到,早在30多年前,哈格先生他们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是李玛丽女士身边有人生了小孩。哈格开始讲述中国海关的开盒检查,自己如何包装寄送的细节。

这一天下午的交谈,勾起了他们深深的回忆,太多与中国交往的情节像胶片电影般一张张地翻开。从当年打印技术的更新换代,到如今年轻人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再到德国零售品牌DM、Rossmann到中国开店,李玛丽女士和哈格先生口中关于中国的故事,也是时代更迭、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他们的口述,让这段历史带上了温度,就像手里这杯茶,在这德国入冬前的日子里,让人暖了身心。

(编辑:木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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