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给欧洲政治活动家和商人做报告。他们寻求什么呢？

　　于连：中国不曾追求过数学真理的理想，不曾想到将数学应用于自然现象，因此不曾构思过讲究因果关系的机械论的古典物理学。古典物理学使西方人读懂了自然这部“大书”，如笛卡尔希望的那样，成为自然的“主宰和占有者”。

　　中国虽有各种哲学流派，但在中国人看来，世界是不受范例和模式规约的。因为对他们来说，现实在永远不断地变化。在汉语里不存在“本质”、“主要同一性”和“本身”的概念。一切都在变动之中，犹如千变万化的天空，因为天空是有内在规律的。因此中国思想不是倡导进化的思想，而是强调持续过程的思想，推崇“道”，内在性，讲究来自内部的规律。

　　记者：我想象商人一定希望您举一些排斥我们思维模式的实例……

　　于连：就以中国银行体系的状况为例吧。根据西方的标准，中国银行体系10年前就快要破产了。因为中国给不盈利的国营企业提供的资金太多，禁止资本自由流动。这可是对我们的良好经济模式犯了悖逆之罪呀！再说，陷入危机的银行得益于中国国民的巨额储蓄，在资金上得到接济。这些储蓄若是用于一些牢固而盈利的企业，肯定利用得效果更好。

　　为什么中国人要继续使用这种制度？首先他们经历了1997年“亚洲虎”遭遇的危机而本身未受很大损失：即是说中国的银行体系经受了考验。其次，突然关闭国营企业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这样造成的社会成本太高。

　　准许资本自由流通会导致中国人把巨额储蓄转移到国外，这将使银行破产，可能导致经济全面崩溃。

　　记者：如何解释中国政府的专制政体？它对民主自由的镇压？它对一切形式的反对派实行的暴力？如何解释重大的生态灾难？

　　于连： 当然，这正是我刚才阐述的思想的另一面。欧洲人注重进步的概念，关注建设理想民主制的概念，形成了一种幸福观。这种幸福观给欧洲带来进步，使欧洲人构思了政治乌托邦，改善了它的形势。欧洲人对历史进行了思考……

　　反之，中国人始终注重事物过程的规律，一味讲究“和谐”。然而，规律，和谐，在人这一方面，说到底始终意味着服从力量对比关系。例如，中国人考虑权力（或伦理），但并不思考权利。中国人考虑服从“机器”，但不考虑法律和司法的超越性。

　　记者：中国有漫长的君主制传统和专制国家传统……

　　于连： 是的。除了君主制以外，中国人从未考虑过其它政体。中国历来唯一的政治问题就是明君或昏君的问题。因此，中国文人从未成为有批判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国文人总是生活在君主的阴影里。他的雄心就是不要陷入不公正——即我称之为“可支配性”的状态。他从来不懂得建树真正的反对立场。

　　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构想过革命。他们只会建设等级分明的、官僚主义的、“政治昌明”的政体。

　　中国共产党作为专制组织，因得益于这种传统才生存下来。而我们已进入了只知发财的超级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为何数十年来，某些有批判思想的知识分子或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最终反倒变得很孤立，面对政权的暴力不知所措。　　( 下 )（ 秋实编译自《世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