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的威胁在法国又有升级之势。11月23日起，国会议员们就要对新的反恐法进行讨论，并投票是否通过。新反恐法主要是把关押嫌疑犯的时间从3天改为6天。在法国，为反恐而工作的法官之中，让·路易·布律易埃（Jean-Louis Bruguiere）是最著名的一位。他今年62岁，从事反恐调查已经有25年的时间。恐怖主义分子对他十分仇视，悬赏要他的性命。法国政府对他实行长期保护，不轻易给他安排会见。《周末三日》杂志获得特别许可，采访了布律易埃大法官，请他谈了对新的反恐法律、郊区骚乱和伊斯兰原教旨的看法。

　　问：目前法国的恐怖主义威胁是什么情况？

　　答：毫无疑问，法国的恐怖威胁正在升级。

　　问：但是在法国，近十年来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恐怖袭击。

　　答：是的。我认为这要归功于法国政府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在反恐方面的情报收集、法律支持等工作都在加强，预警方面我们尤为重视。我们十分关注恐怖组织的后勤和资金网络，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前，发现它、摧毁它。1996年以来，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发现一个针对法国的重大袭击计划。

　　问：难道不是法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伊拉克战争的政策，使法国免受恐怖袭击的威胁吗？而英国和西班牙则相反，是外交政策导致了它们被袭击？

　　答：伊拉克问题是最近才有的。比如说吧，1998年，就有几起针对法国“世界杯”足球赛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反而加强了欧洲各国反恐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比如与德国、意大利、瑞士、英国、比利时等国家进行合作。2000年曾经有个以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为目标的恐怖袭击计划，法国和德国联手，实施了一个重大行动，才摧毁了这一计划。2001年，我们打击了针对巴黎的美国使馆的袭击计划。2002年，我们摧毁了车臣分部的恐怖袭击计划。

　　不论我们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法国每年都会出现由基地组织欧洲支部发起的恐怖袭击计划。基地组织欧洲支部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组织”（GIA），或是来自“萨拉菲亚传教战斗组织”。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形势被基地组织和扎卡维充分利用。此后，欧洲已经成为这些组织的主要袭击目标之一。“萨拉菲亚传教战斗组织”的前身是“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组织”，目前效忠基地组织，它的力量在不断上升。在他们看来，法国就是首要的袭击目标。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我们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可以让我们幸免于来自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恐怖袭击。他们把法国当作和美国、英国等同的敌人。这一点我们的政府官员是十分清楚的。

　　问：您从事反恐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了解美国的、巴勒斯坦的、真主党的、巴斯克的、科西嘉的恐怖袭击活动，现在又有来自伊斯兰组织的恐怖活动。您认为这些恐怖活动之间有一定的规律吗？

　　答：您刚才提到的恐怖组织都是在冷战背景下存在的。我们现在面对的威胁则是全新的内容。它是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不像“巴斯克民族与自由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军”等组织，有要求独立或民族主义的诉求。我们现在面对的恐怖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全球化、世界化，他们唯一的目的是将其意识形态的和宗教形式强加给全世界。

　　面对这种全球化的威胁，我们只有斗争，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拒绝谈判，只希望摧毁对方，所以也根本不存在政治解决的办法。基地组织并不是恐怖威胁的全部。他们无视政府的存在，发展了多种恐怖网络，像蜘蛛网一样迅速扩张。

　　问：法国大约有多少恐怖组织的支持者呢？

　　答：这个问题非常难以回答。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相对于生活在法国的穆斯林居民来说，恐怖组织支持者的数量非常之少。

　　问：几十人？或是几千人？

　　答：肯定没有几千人。恐怖组织的核心人物数量很少。但是复杂的是，很多人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伊拉克战争使很多中立分子走向恐怖组织一边，他们最终加入进去，为这些恐怖组织效力。这些都是个人的行为，我们无法将其归类。有时一次到圣战之地的行程或是某些有说服力的个人都可以造成一些人加入恐怖组织。

　　问：在您看来，目前在郊区发生的骚乱是否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

　　答：我关注着一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郊区骚乱和我们日常处理的恐怖活动有任何关联。郊区的暴力活动在法国一直存在。这次的重要特征是它的广泛性和借助媒体的作用。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始终保持冷静和谨慎。

　　问：这些骚乱中的年轻人是否会成为恐怖组织发展的对象？

　　答：不一定。外界因素有时比内部因素起的作用更大。我们看到了伊拉克起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也看到基地组织怎样利用巴勒斯坦问题为自己招兵买马。通常来说，加入恐怖组织的动机是来自外界的，而不仅仅是社会问题。

　　问：您不认为，伊斯兰极端分子会像利用头巾问题一样，利用郊区骚乱来扩张组织吗？

　　答：我不是政治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你的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我们对一切可能性都是非常谨慎的。

　　问：为了反恐，我们现在动用了多少警力？

　　答：法国政府始终把反恐斗争看作是首要任务，因为近30年来，我们始终受到恐怖组织的袭击。我们有一些警力编制，就是为了反恐而设立的。

　　一方面，我们有情报机构：法国情报局，情报总局（DCRG），巴黎警察局情报处（RGPP），法国本土警戒局（DST，反间谍和反恐机构），国外安全总局（DGSE）。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国家反恐局（DNAT），专门做反恐工作的国家机构。这些，在欧洲其它国家都是没有的。

　　问：为了让这些机构更好地工作，还需要做些什么工作吗？

　　答：我们正在以伦敦恐怖袭击案为参照，做一些反恐法律方面的调整。我们目前还有一些欠缺，尤其是在公共场所的录像监视方面，和对信息交流的监视方面。另外，对于拘押嫌疑犯的时间问题上也还存在争论。

　　问：您赞成拘押6天吗？

　　答：我认为如果不让拘押6天的措施制度化，这倒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可以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使用这个措施，比如：如果延长拘押可以避免恐怖袭击的发生；如果我们掌握的情报证明，某人直接参与到一个恐怖袭击之中。

　　问：您是全球最著名的大法官之一，您是否认为这是对您以及对法国的恭维呢？

　　答：我不想听恭维话，只想工作取得进展。如果我能给反恐事业带来理论和行动方面更多的价值，我就很高兴了。我想我没有浪费时间。15年来，我加强了国际间反恐工作的联系，这点走在了很多国家的前面。

　　目前来看，这种联系是很重要的。我首先从欧洲国家之间的反恐联系开始。在冷战背景，以及德国的“赤军”、意大利的“赤旅”等威胁之下，开展这种联系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此后，我把这项反恐合作的工作拓展到世界其它国家。我与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联系十分密切。这些联系有助于法国的外交政策不以自我为中心。

　　问：我们原来一直认为法官应该和政治分开。但是您却见了内政部的所有部长。

　　答：我不仅见了内政部的部长们，我还和外交部长、总理、国防部长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不应该这样理解问题。不是因为你与某位政治人物有联系，你就变得不独立自主了。

　　反恐国际协同工作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话和讨论。反恐工作是全球的，需要各个方面相互协调。我们司法方面的工作自然也离不开情报和外交方面的合作。

　　不可否认的是，我采取的某些行动可能会在外交方面产生一些影响。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我就必须得到官方的许可或听取他们的意见才能工作。我与官方有所接触，对我来说有另外的好处，就是在国外开展工作的时候，会得到国家的支持。我们的这种工作方式比那些各部门严格分隔、互不沟通的国家要先进。我们从“9·11”恐怖袭击中吸取的教训之一就是要各部门协同工作。而且，这也是去年我在美国参加的G8峰会所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何欢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