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牙，荷兰文为DEN HAAG，地处荷兰西南部的北海岸边，享有“欧洲最大、最美丽的村庄”之美誉。它有人口50多万，在荷兰城市坐次中排行第三，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构成了荷兰的“金三角”。从13世纪起，海牙一直是这个“大坝国度”的政治中心。

　　海牙名气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著名的联合国国际法院常设于此。每年，一批又一批游客来到市郊CARNEGIEPLEIN广场2号－－“和平宫”大院前，以院内庄重、威严的宫殿式建筑为背景，拍下珍贵的纪念照片。

　　宫殿内部格局是什么样的？国际法院都处理什么样的大案、要案？大法官们来自何方？听证会是如何进行的？不少国际级战争罪犯都关在海牙，还有那个米勒舍维奇，他们在哪里受审？本报记者最近获准进入法院大楼，旁听了一场国际纠纷听证会，并采访了有关人员。

　　　　　　　当事国唇枪舌剑在海牙

　　下午3时，记者由国际法院新闻官洛朗丝·莱隆女士引领，通过安检后，进入位于法院大楼底层的听证会大厅－－一个长方形大厅，里面的陈设多为木制，两盏吊灯高悬两侧，厚重老派，古色古香。这个大厅由三部分组成：法官席、当事方代表席（纠纷双方的代表被一个发言台隔开）及其后面的听众席。大厅两边分别设有同声译员工作间和记者席。

　　这天下午的听证会是上午的继续。当天的听证会涉及的当事方分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共和国，它们是非洲中部的两国邻国。

　　刚果和乌干达都是联合国会员国。根据规定，只有联合国会员国才是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才有资格作为国际法院的当事国。国际法院的职权范围有二，其一是根据国际法则，仲裁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其二是应国际机构的要求发表咨询意见。

　　通常情况下，国与国之间发生的纠纷，以领土以及边界方面的居多，面对这种纠纷，当事国当然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解决不了的，当事双方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家间自愿平等原则”，到国际法院“公堂论理”。国际法院每年都受理不少这样的案子，因为情况各不相同，每个案子处理所需要的时间也不一样，少则数月，多则半年或一年，甚至更长。

　　刚乌两国纠纷案的大致情况是，刚果方面状告乌干达方面武装人员进入刚果境内，不仅骚扰当地刚果部落，还屠杀无辜。刚果要求国际法院为其伸张正义，要乌方保证下不为例，并为已经造成的损失作出赔偿；乌干达方面代表则淡化事件的严重性，以图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

　　“今天的内容与《国家责任法》有关”，前来旁听的中国留学生唐小姐低声对记者说。

　　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刚乌两国都派出了阵容精干的代表团，各自的团内都有大律师，不仅有本国的，还邀请了国际有名的大律师，这些国际级律师均来自欧美。

　　当天下午听证会的主要内容，是两名大律师分别代表刚果和乌干达做辩护陈述，各自的陈述长达数十页。因为刚果是法语国家，乌干达是英语国家，代表刚果的律师用的是法语做陈述，代表乌干达的律师则用英语。

　　两位律师看上去都有些年纪，身材高大，很有学者风度，给人“踏实”的感觉，其中一位还头戴白色卷毛假发。要知道，听证会开始前，这两位要展开唇枪舌战的大律师还坐在一起聊天呢。洛朗丝·莱隆女士告诉记者，这样的听证会要有很多次。

　　洛朗丝是比利时人，法学出身。她介绍说，国际法院的前身是国际常设法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常设法院解散，由国际法院继任，常设地址在海牙。另外，国际刑事法院和前南斯拉夫战争法庭也在海牙。

　　“米勒舍维奇等人可不在我们这儿审，那是前南战争法庭的事”，洛朗丝强调说。与国际法院不同的是，前南战争法庭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不论案件审理时间多长，一旦结束，法庭也随之解散，而国际法院是联合国常设性机构。

　　　　　　15位大法官秉公听陈述

　　法庭气氛十分庄重，形式也较为程式化。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开会”（AUDIENCE），所有在场人士全体起立，15位大法官身着法官服，依次从侧门进入大厅，然后落坐，坐在正中央院长席上的是一位中国人。他就是现任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梁淑英对国际法院的法官作过如下的介绍：他们由国际上最优秀的司法精英群体组成，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司法职位。因此，对法官的遴选十分严格，须由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同时选举产生。

　　各国法官都可以当选国际法院的法官，但当选法官必须品格高尚，并具有本国最高司法职位的任命资格或是公认的国际法学家。现任的15位法官中，除史久镛院长是中国人外，另外14名法官分别来自马达加斯加（副院长）、塞拉利昂、俄罗斯、英国、委内瑞拉、荷兰、巴西、约旦、美国、埃及、日本、德国、斯洛伐克和法国。

　　从国籍来源看，15位法官来自世界各地，既有发达国家的，也有发展中国家的，很具代表性。为此，史久镛院长解释说，国际法院的15法官没有一个规定的地区分配，但规约规定在选举法官的时候，各国应考虑到世界主要的几大文明，以及世界主要的几大法律体系，它们在国际法院有所代表。

　　当天下午的听证会进行了2个多小时，中间休息10分钟。听证期间，15位法官表情严肃、认真，有的头上戴有翻译耳机，有的不时在纸上记些什么，对辩护律师的陈述都显得极为耐心。“法官们的工作量都很大，除听证会外，法官们还有大量的案头工作要做，在听证会前后，还要多次碰头开会，一天下来，脑子都大了”，史久镛院长实话实说，诚恳低调。

　　　　　　　　　史久镛：中国人当院长

　　2003年2月6日，中国大法官史久镛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这是自国际法院1946年成立以来，第一位中国人担任这一联合国主要司法机构的院长职务。根据国际法院新闻处提供一份资料，史久镛院长的任期将持续到2012年2月5日。

　　史久镛先生1926年10月出生于浙江宁波，一岁时随父母迁居上海，早年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著名的国际法专家，并长期在中国外交部工作，从事国际法研究。他首次当选国际法院法官是在1993年，2000年时被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

　　国际法院1946年成立后，先后有4位中国籍法官，他们是徐谟、顾维钧、倪征日奥和史久镛。前两人任职是在1967年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1967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法院一直没有中国籍法官。随着中国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85年至1994年，倪征日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但由中国人担任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却是第一人。

　　如果把国际法院的前身国际常设法庭包括在内的话，还应加上王宠惠和郑天锡二位法官。另外，同在海牙的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中也有中国人先后担任法官，他们是李浩培、王铁崖和刘大群。应该指出的是，国际法院法官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并不是一回事。

　　　　　　　　　　法学系学生的社会课堂

　　这次在海牙国际法院采访，还有三组人给记者印象挺深，他们是保安凯拉邦达先生、三位同声翻译，还有一班前来旁听的法律系学生。

　　先说说凯拉邦达。他是记者进入听证会大厅时第一个遇到的人，因为他负责安检。凯拉邦达是印度人，30多岁，肤色有些深。他告诉记者，国际法院里保安人员有不少，但只有他是联合国雇员，其它保安人员都是当地合同。凯拉邦迪曾在印度海军中服过役，后进入联合国系统工作。现在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都在海牙生活。

　　凯拉邦达很专业，态度和蔼又坚持原则，规定好的拍照时间，拖延绝对不行，记者的公文包要随身携带，总之，好象记者的行动都在他的视线里，但又容易让人接受。

　　下午听证会的同声传译工作是由三位同传翻译完成的。他们分工非常明确，有一位专门负责从英语译成法语，两位负责从法语译成英语，根据需要轮换上阵。三位同传翻译中有一位是非洲裔的，他的翻译虽略带口音，但其水平堪称一流。几位译员有50来岁，经验丰富，其中两位翻译工作结束后，开上自己的车出门，他们的汽车牌照是比利时的，“比利时也是一个国际机构较多的国家，那里不乏高级翻译人员”，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

　　那天下午受益最多的，恐怕是来自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系的一班同学了。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出席旁听。来自中国四川的留学生唐小姐是其中之一，她带了一台手提电脑，记录着有关内容。

　　唐小姐在国内已修过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商法，毕业论文是国际商事仲裁。她说出国深造是为了增加知识。唐小姐在荷兰已有三年，目前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读硕士学位，研究内容是欧盟法，但对国际法等也非常有兴趣。她说，在国际法院旁听听证会是最好的社会课堂，可以学到很多实用知识。谈到她的将来，唐小姐说毕业后回中国去工作，理想的职业是教书。

　　　　　　　　　　　　　　　　　　　　（本报记者　肖飞 文/图）